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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武际可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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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是运动力学和材料力学的奠基之作，也是伽利略的代表作之一，是科学史上不朽的名著。译者武际可教授是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知名学者，中文版系他根据1914年美国学者亨利克鲁和萨尔维奥的英译本译出。该译本的特点是将伽利略在17世纪的一些概念和术语用现代物理学中大致对应的概念和术语来表达，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很快拉近本书与现代读者的距离，便于现代读者理解。
另外，译者为本书撰写导读，多角度、全方位地带领读者领略名著之美。编辑为相关内容配了丰富的彩色插图，许多图片都具有很珍贵的收藏价值，不但展现了科学大师的人生经历和精神特质，而且展现了科学发展的主要历程和当时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探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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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数学家 、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人。他开创了数学与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近代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代表作有《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
译者：武际可（1934）：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曾任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计算力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力学与实践》期刊主编、《固体力学学报》编委、吉林大学兼职教授，出版有论著、译著、教材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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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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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1
英译者前言 1
序 言 1
出版人致读者 1
伽利略致*杰出的诺阿耶伯爵的献词 1
**天 1
第二天 65
第三天 95
第四天 153
附 录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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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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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伽
利略在给他忠实的朋友迪奥达蒂（Elia Diodati）写信时说，《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在他心目中一直是他以往的出版物中的上乘之作；在另一处他又说：在我看来，它包含了我所有研究中的*重要的结果。他表示的有关他的著作的这些看法已经被后人证实了：《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确实是伽利略的不朽之作。当他做出以上评注的时候，伽利略已经为它耗费了30多年的劳动。
如果追踪这一不同寻常的工作历史，我们将会发现这位大哲人是在威尼斯的帕多瓦度过他一生中*好的18载年华，正是在此期间他为其工作奠定了基础。如同我们从他的*后一位学生维维亚尼（Vincenzio Viviani，16221703）那里所知，伽利略正是在这座城市取得大量的研究成果而引起他的朋友们的热烈赞赏，这些朋友曾经目睹伽利略为研究物理中的有趣问题而常做的一些实验。萨尔皮叹服地说：上帝和大自然联手创造了伽利略的才智，从而给了我们运动的科学。当《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刚出版，他以前教过的一位学生阿普罗伊诺（Paolo Aproino）写道，书中包含了许多他在帕多瓦当学生时曾经从伽利略口中亲自听到的内容。
现在把我们的注意力仅限于一些更为重要的文献，用它们可以证实我们的陈述。我们只要提及以下几封信件就足够了：1602年11月29日写给莫恩泰的涉及重体沿圆弧及所对的弦下落的信；1604年10月16日写给萨尔皮的关于重体自由下落的信；1609年2月11日写给安托利奥德美第奇的信，说他已经完成了关于具有不同长度、厚度和形状的梁的受力与强度的所有定理与实证，证明了它们在中部比起近端部要弱，当载荷沿梁的长度分布时比起载荷集中于一点时可以承受更大的载荷，还论证了当梁具有怎样的形状时它在每一点都具有相同的抗弯曲强度，信中还说他正从事关于抛体运动问题的研究；*后在1610年5月7日给文塔（Belisario Vinta）的信中他提到从帕多瓦返回佛罗伦萨的事，列举了各种各样还需完成的工作，明确提到他的三本书，这三本书是关于运动理论这门崭新的科学。
尽管在他返回故乡后的各个时期他都专注于上述工作，甚至在那个时期，这些工作仍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就像他一生不同时期的某些时间里一样，它们首先发表在国家版本中；尽管这些研究总是在他的思想中占主要地位，但直至他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发表并且在被称为正义的世纪耻辱的审判 结束前，他一直是严肃地对待它而没有出版。事实上，迟至1630年10月，他才略微向阿吉翁蒂（Aggiunti）提到他在运动理论方面的发现，并且仅仅两年之后，在给马尔西利（Marsili）的一封关于抛体运动的信中，他暗示在即将提交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将探讨这一论题。仅在一年后，他在写给阿里格黑蒂（Arrighetti）的信中说他手边有一本关于固体强度的教材。
当伽利略被强令居住在锡耶纳（Siena）时，他的成果有了明确的形式：在他与大主教平静地度过的5个月期间，他自己写道，他已经完成了一篇充满趣味和有用思想的关于一个力学新分支的论文；几个月后他写信给弥迦恩泽（Micanzio）说：工作已经完成。他的朋友们得知此事后，立即催促他赶快出版。
可是要发表已经被宗教法庭宣告有罪的人的著作谈何容易：由于伽利略*初试图在佛罗伦萨或在罗马出版无望，他转而求忠实的朋友弥迦恩泽打听在威尼斯有没有可能出版，这是因为他出版《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遇到困难的消息刚传至弥迦恩泽时他就曾承诺过出版此书。*初，一切都进行得顺利，所以伽利略即把部分手稿送给弥迦恩泽并附有一封热情的信很少有人受到大哲人如信中那样热烈的赞美。但是当弥迦恩泽向检察官咨询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一道明确的指令，即在威尼斯或任何别的地方都禁止出版或重版伽利略的任何著作，绝无例外（nullo excepto）。
在伽利略得到这个令人丧气的消息之后不久，他开始去另外寻找曾经到过他那里的德国朋友的支持，也可能还有他的学生彼埃罗尼（Giovanni Battista Pieroni），此人当时任军事工程师，服务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来伽利略把《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的前两部分交给动身去德国的马蒂阿德美第奇（Mattia deMedici），要他带给彼埃罗尼。当彼埃罗尼还没有决定是在维也纳或者布拉格、抑或是在摩拉维亚（Moravia）的某个地方出版时，伽利略已经同时得到在维也纳和奥尔米茨（Olmtz）出版的允诺。但是伽利略认为在罗马法庭力量所及的任何地方都是危险的。所以，利用埃尔泽菲尔于1636年来到意大利的机会，并且考虑到埃尔泽菲尔与弥迦恩泽的友谊，更顾及他要到阿切特里（Arcetri）进行访问，伽利略决定撤销全部其他的计划而委托荷兰的出版商去出版他的新著作，他托埃尔泽菲尔在回国时带上了尚未完成的手稿。
1637年，他的著作已完成了印刷，至次年，缺的只是索引、书名页和献词。献词通过迪奥达蒂协助呈交给了诺阿耶伯爵。诺阿耶伯爵是伽利略以前在帕多瓦的学生，从1634年起任法国驻罗马的大使，为了减轻审判给伽利略带来的痛苦，他做了很多工作，他欣然接受了献词。该献词的措辞值得予以简短评述。伽利略由于一方面被告知禁止出版他的著作，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激怒罗马法庭，并希望从其手中获得完全的自由，因此在献词字面上（可能是由于过分谨慎，他只给出了出版经过的要点）伽利略装出对出版这些书他什么也没有做，声称他将永远不出版他的任何研究成果，*多是把他的手稿分发到各处。他甚至对他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落入埃尔泽菲尔的手中并很快就出版表现出大为惊诧，以至于当被要求写一篇献词时他也许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对付敌人和保护自己方面，没有人能比得上他。
说到书名，应当读作《关于力和局部运动的两门新科学的谈话和数学论证》，人们仅知道该书名不是伽利略本人想出并建议的；事实上，他断然反对出版商拥有改变该书名的自由，并反对用一个低级的和庸俗的书名取代高尚的和有品位的书名放在封面上。
在重印国家版这本著作的过程中，因为我想利用大量已在我们手中的手稿材料，以订正**版中数量可观的错误，并且由于作者本人渴望加入某些补充材料，因而我忠于但不拘于1638年莱顿（Leyden）版的原文。在莱顿版中，四天的对话后面附有一个由该作者早先写的、涉及刚体重心的一些定理及其证明的附录，它们与《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中论述的主题没有直接的联系；正如伽利略所告诉我们的，这些定理是伽利略在22岁并且在研习几何两年后发现的，这里录入仅为避免遗忘。
但是伽利略关于《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的计划并不仅限于构成莱顿版的四天对话和上面提到的附录。那时，一方面由于埃尔泽菲尔催促赶快印刷并力争尽早出版，另一方面伽利略保留了在四天之外的另一天的对话，这样一来，印刷者就处于尴尬和混乱的局面。作者和出版商之间进行的通信表明，这第五天讨论了冲击力与悬链线的应用。但是当排字工作接近完成时，印刷商迫不及待地要把该著作毫不延误地按时出版发行，所以1638年出版的这本《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仅包含有四天对话和附录，尽管在1638年4月，伽利略已较以前更深入地进入了意义深远的冲击问题的研究并且已经达到几乎彻底解决。
经*仔细和投入地研究之后，我决定以国家版的原文为准，才有了《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的新版本。更为重要的是，其中用了我希望看到的语言。该译本是这位大哲人*后和*成熟的著作在新世界**次出版：如果说我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一重要成果做出了贡献的话，我将感到这是对于我为这一研究领域付出了我生命中*好年华的丰厚酬劳。
安托尼奥法沃罗（Antonio Favaro）
1913年10月27日于帕多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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