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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九十年代东欧文学转型期历变小说的杰出代表作家
捷克*文学奖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奖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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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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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缘起托波尔受邀到泰雷津采访报道犹太隔离区和监狱等历史遗址。作者以此为背景，完全了这部书写纳粹罪行和受难者悲剧命运的惊世骇俗之作。通过*人称手法，以主人公我的视角讲述泰雷津和哈腾村遗址保护者和囚铺探寻者的故事。我身份特殊，父亲是捷克军官，母亲是幸存者。小说前半段叙述地点在泰雷津，我和雷波为了保护泰雷津历史遗址，向世界各地发出求救信号，并吸引了一批探寻祖辈历史的年轻人到来。作为幸存者，雷波成为这些人的精神领袖。后半段，我和雷波被拐骗到哈腾村，一群*的纳粹集中营幸存者想要利用雷波的影响力和财力在哈腾村建立起一个新的历史博物馆。他们与雷波的目的一致，想要让全世界了解和铭记历史上的罪恶行径，但是手段却残忍变态。两个历史遗址的相互映照，两批不同人物的相互对立，致使故事*后走向了失控与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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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雅辛托波尔
捷克著名作家，一九六二年出生于布拉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作，一九九四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姐妹》引起巨大反响，从此被视为九十年代东欧文学转型期历变小说的杰出代表。小说代表作包括《姐妹》《用沥青漱口》和《魔鬼作坊》等，均已被翻译成英文。《魔鬼作坊》于二〇〇九年首次出版，次年便获得捷克共和国最高文学奖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奖，并进入荷兰的欧洲文学奖短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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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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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总序） 高兴
苦难记忆与历史言说的深渊（中译本前言） 李晖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作者致谢辞
英译本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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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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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记忆与历史言说的深渊
（中译本前言）
李晖
平庸小说的宿命，是费力苦捱到故事结尾都难以避开套路陷阱；而优秀小说往往就像善于摆脱猎犬的野兔，刚开篇就能让敏感捕捉文字气息的读者紧张兴奋、心绪难平。捷克当代文学名家雅辛托波尔出版于二○○九年的《魔鬼作坊》捷克语原书名意为穿越严寒地带，此处依英译本标题翻译而成。，显然属于后一种类型。
我奔向布拉格机场。奔跑着泰雷津的红砖城墙远远地抛在我身后，我故乡的城墙。这部小说以主人公我从泰雷津到布拉格的暗夜逃亡为楔子，逐步铺展开梦游般光怪陆离的历险与追忆。
历史的真实，虚构的真实
泰雷津这座捷克古镇的名字，曾经是跟达豪、奥斯威辛、布痕瓦尔德、德朗西等名称联系在一起的恐怖地标。
它位于捷克北波希米亚地区的利托梅日采市郊，德语名泰雷津斯塔德，最初是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约瑟夫二世在一七八○年下令建造的军事要塞，并以其母玛丽亚泰雷莎女皇命名。整个城镇规划复杂，功能齐备，代表了十八世纪末同类城镇建筑的最高水平。它从一八八八年起不再充当防御要塞，但依然作为驻军基地而存在，主要居民组成也由日耳曼人变成了捷克人。奥匈帝国崩溃后，泰雷津归于捷克斯洛伐克，一九三八年又随苏台德地区被德国吞并。一九四○年泰雷津沦为盖世太保的囚禁场所，一九四一年更设立了臭名昭著的犹太隔离区。来自欧洲各地的十五万犹太人陆续抵达这里，将近九万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关押，再分别乘坐列车驶向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等屠宰场。当时仅在犹太隔离区内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的人数就高达三万三千名。与之隔河相对的小堡垒监狱，则先后关押过三万多名囚犯，包括政治犯、地下抵抗组织成员和犹太人，行刑处决以外的死亡数目接近三千。捷克文学巨匠克里玛从十岁起就和父母被拘禁在此，直到苏联红军前来解放这座城镇。
二战结束后，泰雷津重新成为驻军点，直到一九九六年完全结束军事用途。它至今完好保留着古代城防、犹太隔离区和城堡监狱等历史遗址，近年以来不仅是大屠杀历史研究和凭吊牺牲者的场所，还成了新的热门旅游景点。
乍看之下，《魔鬼作坊》很像一部伪造的当代新闻口述实录。它的故事时间应该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这几年。故事发生地主要是泰雷津、某国首都明斯克和哈滕村。哈滕村就是魔鬼作坊所在地。它位于明斯克以东五十公里处。一九四三年，全村共计一百四十九名男女老幼被以乌克兰裔通敌者为主的纳粹分子以残酷手段集体屠杀。虽然它与泰雷津同样都是当年魔鬼施暴的现场，但在小说里却构成了伦理价值与政治抉择的两极。
整部小说的叙述过程，都由故事内叙述者我来完成。我是一位敏感内敛、寡言少语、略微有些玩世不恭的青年。我的母亲是泰雷津监狱的幸存者，由于遭受过多苦难而精神失常，在我幼年时自缢身亡。我的父亲是当年跟随苏联红军解放泰雷津的捷克青年，在与我争吵时不幸从城头失足坠落而殒命。而我因此身陷囹圄，后来获减刑出狱，又协助旧友雷波发起了泰雷津镇复兴运动并取得短暂成效。运动失败后，我被魔鬼作坊的积极参与者、潜伏到泰雷津刺探情报的阿历克斯和马露夏卡兄妹俩偷渡运送至某国，从此卷入了巨大的阴谋漩涡，并目睹了一系列人间惨剧。
作者通过第一人称手法而创造出的在场感，将众多真实资料与虚构内容拼贴镶嵌到了一起。例如，泰雷津和哈滕村的过往历史和遗址面貌皆为真实，而所谓泰雷津复兴运动和哈滕村地下的秘密博物馆则纯属虚构；外国青年到泰雷津成立工作坊并寻找屠杀遗迹是事实，但所谓的西欧囚铺探寻者因为无法摆脱集体创伤记忆而接受雷波的教诲领导，并且联合当地反对迁移的居民与捷克当局发生暴力冲突，又全都是虚构；关于某国国内局势和政治矛盾的描述为实，而游行示威背后的巨大阴谋与利益勾结则是虚构；哈滕村惨案的细节复述，全部都依据真实档案资料，而以受害者直系亲属身份进行复述的几位主要人物，以及他们匪夷所思的行为，则纯属虚构；明斯克骚乱过程中有人跳上吧台朗诵反对独裁总统的诗歌，也是实有其文，但骚乱起因和时间地点却查无对证。
这种真实与虚构的拼贴镶嵌手法，很容易让人一时难辨真伪。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说：诗比历史更具哲学性，且更为严肃：实际上，诗道出了更多的共相，而历史言说的只是殊相。通过这种虚构与真实的并置，借助于光怪陆离的情节发展，作者或许想告诉我们：魔鬼之所以从瓶中获得释放，是因为它始终驻扎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心深处。魔鬼作坊能够被重新启用，是因为总有人想要以错误方式召唤起失真的集体记忆。
记忆与遗忘
按照古希腊作家赫西俄德在《神谱》里的说法，谟涅摩绪涅即记忆女神，是司管历史的克利娥和其他八位缪斯的母亲。历史女神与记忆女神的直系亲缘，意味着历史和众多人文学科一样，无法脱离记忆而存在。
我们常说历史不会忘记，是因为我们还相信：即便存在着有意识、集体性的删除清理，也无法抹尽回忆言说的零碎声音。
但记忆与遗忘原本两面一体、不可分割。
所谓历史不会忘记，只是将无法自行言说的历史视为人格化主体的方便隐喻。真实发生的历史言说，从来只是众多个体声音在特定社会传播机制提供的有限时空内的汇聚交叠。个体心灵与头脑受到自身容量的限制，或出于惯性思维，会无意识地淡化或排斥那些异质、难以兼容的回忆内容，再选择自认为更有意义的记忆内容进行留存；或者为了趋利避害而屏蔽危及自我身份认同与社群凝聚的记忆。这是人性的本能。
乔治爱略特在《米德尔马契》里说过：如果我们的眼光和知觉对人生中一切寻常事物都分外敏感，这就如同能够听到野草的生长和松鼠的心跳，而我们会由于寂静的另一极端存在的轰鸣巨响而丧命。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当中最为伶俐机智的人会用愚钝来填充自己，从而行走于世间。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看到，许多曾经给无数个人和群体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沉寂在集体无意识之下、深层意义尚未充分发掘、有待于形成系统叙事的历史事件，因为创痛之深，很容易导致人们的本能回避，然后在若干年后趋于遗忘。
《魔鬼作坊》里有一段情节，是阿历克斯痛斥世人仅仅听说波兰的卡廷森林惨案，却根本不在意哈滕村发生过更恶劣的罪行。他追随的精神领袖卡根，在明斯克地穴挖掘现场也向囚铺探寻者表达过类似想法：现在我们将挖掘暴君们当年逼迫你们父母和祖父母跪伏的土地。你们和我一样清楚，这个政府不允许传播任何有关某国人互相残杀的只言片语。但是我们将打破沉默！忘记过去的恐怖，就意味着向新的邪恶低头。他们的担心并不是毫无理由，这种愤慨激昂并不纯粹是迫害妄想症：外部世界长期漠视历史真相，他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还承担着言说的使命，以免成为最不应该的遗忘者。
其实，反观卡廷森林事件在不同时期的解释说法，又何尝不曾遭受过同样的遮蔽篡改呢？在每一种历史言说形式的背后，存在着不同的叙事主体和不同叙事目标。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最后一章记忆与遗忘结尾处说：民族传记从布罗代尔那无情层叠的墓葬群里提取出具有代表性的自杀、苦痛的殉道、刺杀、处决、战争与屠杀浩劫。不过，为了实现叙事的目标，这些酷烈的死亡必须作为我们自己的死亡才能获得记忆遗忘。
小说里前纳粹军医路易斯擅长的印第安人缩头术和防腐技术，更是绝对权力试图让自己一手塑造的历史言说模式保持不朽的寓言。
东与西
泰雷津与哈滕村在小说虚拟世界里构成的两极对立，集中体现在雷波和卡根这两位角色身上。雷波是泰雷津复兴运动的灵魂人物，卡根则是明斯克葬坑发掘和哈滕村地下博物馆的主持者。两人都是纳粹集中营幸存者，都是极具卡里斯玛气质的精神领袖，都有效激励了从外部世界奔赴而来的热血青年，使他们从原本被动寻求精神愈疗的忧郁迷茫者转变为宏大事业的支持者。两个人的行动目标，都是为了谋求地方振兴，并让全世界了解、铭记历史上的罪恶行径。
然而，他俩的终极价值取向却截然不同。雷波多年以来潜心搜集历史物证，通过复兴运动向外宣传募款、公开追述往事、组织各方人力物力资源的根本目标，是试图以劫难幸存者的身份组织本土资源，帮助受害者后人进行自我精神愈疗，以便所有人早日走出历史的阴影。相比之下，卡根率领一批忠实信徒发掘物证的根本动机，更多是出于受虐-施虐的心态来复制还原当年的恐怖场景，从而证明自己对历史真实性的绝对把握，以此获得道德优越感，并且争取经济回馈。卡根等人难以摆脱的僵化认知模式，是他们与我们之间无法消融的对立冲突。这个他们不仅包括蒙昧昏聩的政府当局，还包括某国以外的西方，和无视某国民族苦难的整个外部世界。
在记忆的重轭下，在历史言说的使命感带来的深切焦虑中，卡根领导的激进行动者为了纠正他们对本土历史的误解扭曲，继而改变话语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不知不觉固化了身份意识里的强烈偏执。他们为此而自觉疏离于举世认同的人性价值，最终导致了基本伦理与善恶判断标准的崩塌。
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随着作者逐步揭开一幕幕人间悲剧的面纱，随着一处处屠杀遗址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个问题的答案却变得越来越含糊。作者似乎无意于提供现成的解释答案，而是要以虚构形式来陈列纷乱的历史信息和矛盾观点。作者的历史眼光逾越了屠杀与日常生活的时空限制，并消融了诸多事件与概念间的表象区别。
它将二战前后发生在东欧不同地域、规模和性质的屠杀事件贯穿于当代人的追述行动中，并从不同当事人的角度分别进行冷静描述。
它将历次屠杀带来的社会遗留问题，与信息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底层民生困境、青年成长与社会化、民众占领运动等现实主题交织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它试图超越传统而简单的东西方概念区分模式。
在民族意识和威权意识浓厚的阿历克斯等人眼里，东西方之间只存在着二元冲突模式。作为东方民族典型的某国，自古忍受着各种欺凌、苦难与蒙昧，所以迫切需要通过高效组织形式来医治沉疴，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他们强烈谴责西方对东方的漠视，却又肆无忌惮地利用来自西欧各地的囚铺探寻者，不仅在生死关头无情地抛弃这些理想主义青年，过后还不忘揶揄挖苦他们。阿历克斯们设法把我和雷波诱拐到某国，企图用简单残忍的方式全盘攫取泰雷津复兴的资源。他们夸大东西方冲突，打着所谓历史正义与民族觉悟的旗号，践踏着所有当事者的生命尊严：作为西方专家的我，被人像牲口一样用绳索套住脖子牵拽；记者罗尔夫被迫亲手完成血腥的人体解剖工作，导致精神崩溃；即使是哈滕村大屠杀的几位幸存者，死后也作为受害证人而被制成木乃伊标本用于展览，其中就包括阿历克斯的母亲；地下博物馆的另一位专家，即曾经被迫效力于纳粹的路易斯，因为重病在身而无法继续替卡根卖命，结果被阿历克斯亲手解剖，并作为纳粹医学研究的历史证物而陈列。所有这些违逆人伦的做法，都是以挽救历史真相为名义。
然而，作者也提供了另一种截然相反的东西世界观：来自瑞典的撒拉姑娘，是第一位从外部闯入泰雷津的囚铺探寻者。为了寻访祖辈的苦难行迹，她曾经从捷克走到外喀尔巴阡罗塞尼亚地区，再从加里西亚和乌克兰走到海参崴，得到的答案却无一例外：这里就是西方。
从表面上看，这很可能只是当地人出于民族自尊而对东方这个负面标签的本能排斥。但他们不愿承认自己的东方身份，或许正因为思想上已经内化了东西方传统划分标准背后的价值评判。无论如何，这种臆想的边界消失感，与卡根等人泾渭分明的东西方观念放在一起时，就产生出另一种悖论：对于撒拉来说，东西边界的消融，表明东欧历史上的苦难无异于整个欧洲的共同苦难。然而她身外的现实世界，无论是在矢口否认还是刻意强调东西界线，却无不折射出集体身份认同的两难困境。
追随信奉卡根、效命于魔鬼作坊的马露夏卡，在回顾幼年创伤时向我坦白：屠杀。这是人类擅长的事。它还会再次发生。那我该怎么办？这段表白与所有来自西欧的囚铺探寻者心境相同。正如阿历克斯所说：这里所有的人都是囚铺探寻者。遗憾的是，马露夏卡在精神观念上始终没走出哈滕村。卡根灌输的狭隘历史观，让她过度偏执于我们的苦难，最终丧失了善恶判断的标准。她并不完全知晓，那些无异于当年纳粹的恐怖罪行，正在身边悄悄发生。她凭借着满腔的正义热情，充当了实质的帮凶，最后不幸成为恶魔的殉葬品。
通过僵化概念区分而塑造对立群体，无视众多群体成员作为个体存在的意义，这就是魔鬼作坊继续涌现的土壤。
当然，作者不至于幼稚地以为：单纯消除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区分界限，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历史疑问。在小说临近结尾处，也就是最后一次讨论东欧集体葬坑与历次屠杀真相问题时，来自荷兰的考古专家邬拉承认：由于缺乏充足物证，加上当地人的不合作、利益相关者伪造物证，可能永远无法判断某些遗址的性质。她无法回答：是苏联人杀了苏联人，还是德国人杀害了苏联人和犹太人，还是德国人和苏联人杀害了其他的苏联人？坟墓里埋的到底是谁？她致力于寻找严密的物证材料，最后却不得不再次回返到东西方区别这个古旧话题：他们东方人不像我们那样爱留记录，哪里也接触不到真相。她是在发掘工作严重受挫的沮丧心态下说的一番话，与卡根最初的愤慨之言颇为相似：欧洲各地的纪念遗址上都飘扬着旗帜。他们东方却只有乌鸦在大摇大摆地啄食尸体颅骨。可怕啊。
这是作者在撒拉的理想主义和卡根的现实主义之外，再次通过邬拉的中立态度指出东西方界线不可否认的存在，以及它给人物角色带来的认知迷茫。
或许，只有承认东-西历史文化意识与现实的差异，从人类共情的角度来看待差异和不平等，才是直面问题、超越狭隘意识的前提。
在东欧文学评论家的眼里，托波尔堪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东欧历变小说的杰出代表。塞缪尔托马斯在《1001本死前必读书》里则赞誉托波尔的首部小说《姐妹》是现代捷克想象力的《独立宣言》。
托波尔的叙述题材来源博杂，经常混杂着庄重与戏谑、神圣与亵渎、经验与幻觉。有人评价他的作品是博尔赫斯、乔伊斯和凯鲁亚克的混合体。他对语言形式的大胆尝试，尤其是句法、拼写、语法和对话的快速跳转切换，以及不同语域材料、文类和方言切口的运用，足以让传统读者瞠目结舌。这些尝试，充分反映八十年代成长的这批作家对传统写实主义的排斥。
作家通过语言文字和叙事形式的调整，具体表现时代的变动不居感。这无异于提供了一面镜子，映照出价值碎片化的世界。至于这个碎片化世界背后的真正意义，则需要每一位读者自行体悟。
就像托波尔笔下的人物所说的：我把旧词和新词混合在一起。有些意思我郑重看待，所以把它们更深地隐藏在话语里。
二○一八年七月十九日初稿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重写于佛罗伦萨
二○一八年八月十四日完稿于北京花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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