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节选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仿佛所发生的那些事件，都只不过是在仓促地兑现列宁先前的预言。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诸如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仍然被许多人拿来为自己正名，却与当前世界的重大现实丧失了联系。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战争与革命依然是当前世界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它们要比自己的一切意识形态辩解更具生命力。革命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后继，在强国林立的地球上，承担自然法和自然神赋予他们的独立而平等的地位。但战争所造成的大灭绝，威胁着以革命来解放全人类的希望。革命只剩下一个最为古老的理由，那就是以自由对付暴政。实际上，从我们的历史一开始，它就决定了政治的存在。 这本身就足以让人大吃一惊了。现代科学，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以揭露真相为己任，在它们的合力围攻之下，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比起自由的概念看起来更应该安然入土的了。原以为革命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心安理得，甚至死心塌地将自己维系在这样一个传统之上：若是缺少了自由的观念，这个传统几乎就无从谈起，更说不上有什么意义。孰料竟连他们也宁愿把自由贬为中下层人的偏见，不愿承认革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向就是自由。如果说，自由一词从革命的语汇中消失是那样不可思议；那么，近年来自由的观念卷入当下最严峻的政治争论的暴风眼中，卷入对战争和暴力合理之运用的讨论中，也是同样不可思议的。从历史上看，战争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现象，而革命，确切说来，在现代以前并不存在，只有在最近的重要政治资料中，方可找到它们。与革命相比，战争的目的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与自由有关。诚然，类似战争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起义，常常会令人感到无比神圣，但是，它们从来也没有被人当成是唯一的正义战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为战争正名，即便是在理论上，也算由来已久，不过它当然不比有组织战争的历史悠久。显然，其中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坚信政治关系在正常进程中不会沦落到任由暴力摆布的境地。我们在古希腊第一次发现了这种信念。希腊城邦polis，即城邦国家，开宗明义地将自己界定为一种单纯依靠劝说而不依靠暴力的生活方式（这绝非自欺欺人的空话，不说别的，就拿劝说那些被判死刑的人服毒酒自尽这个雅典习俗来说，足见雅典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免遭肉刑的羞辱）。不过，由于古希腊政治生活的范围并没有超出城邦的城墙之外，故对他们而言，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外交事务或国际关系的领域中使用暴力，乃是天公地道，不言而喻。他们的外交事务，也只不过涉及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希波战争，看到全希腊都团结起来。在城邦的城墙之外，也就是说，在希腊意义上的政治领域之外，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修昔底德）。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求助于古罗马，以寻找历史上为战争的第一次正名，寻找第一个认为存在正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的观念。可是罗马人的区分与正名，都跟自由无关，对侵略性和自卫性的战争也不加任何区别。必然之战皆正义，李维说，当武力是唯一希望之所在，武力就是神圣的。（Iustum enim est bellum quibus necessarium, et pia arma ubi nulla nisi in armis spes est.）自李维时代起，千百年来，必然性所意味的诸多事情，时至今日，用来给一场战争扣上非正义的帽子，要比冠以正义的帽子更加绰绰有余。征服、扩张、维护既得利益，鉴于咄咄逼人的新权力崛起而拼命维持自己的权力，抑或是支持既有的权力均衡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权力政治现实，不仅是历史上大多数战争爆发的实际原因，还被认为是必然性，也就是说，被认为是诉诸武力解决的正当动机。侵略是一种罪行，只要是抵御或防范侵略，战争就是有理的，这种观点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战争所具有的可怕杀伤力一览无余之后，才获得了实践的乃至是理论的意义。 在传统上，为战争正名显然不以自由为论据，而是把战争当作国际政治的最后手段。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今天无论何时一旦听说自由被引入了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都会感到极其不快。不自由毋宁死之类的高谈阔论，面对核大战超乎想象的空前杀伤力，不仅沦为一种空谈，简直就是荒诞不经。其实，为了自己国家和后代的自由而甘冒生命危险，与基于同样目的而牺牲全人类，两者之间是那样判若云泥，这就难免让人对宁死也不赤化或宁死也不做奴隶这些骗人口号的卫道士们大起疑心。当然，这并不是说，倒过来宁可赤化也不愿死就有多少可取之处。当一条旧真理已经过时，靠头足倒置并不能变得更真实。事实上，今天对战争问题的讨论，还处在这些术语的支配之下，从这一点就不难察觉，双方都是各怀心事的。号称宁死也不赤化者实际上在想：损失不会像有些人料想的那样严重，我们的文明会幸免于难；号称宁可赤化也不愿死者实际上在想：奴役并没有那么糟糕，人不会改变他的天性，自由不会从地球上永远消失。换言之，此乃诓世欺人之谈，因为双方都在回避自己提出的荒唐取舍；他们并没有当真。① 重要的是记住，自由观念被引入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乃是在以下这一点昭然若揭之后：我们的技术进步已经达到了无法对杀伤手段加以理性运用的阶段。换言之，在这场争论中，自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deus ex machina（解围之神），证明那些以理性为基础的东西已经变得不可理喻。难道我们无法将当前令人绝望的纷争硬说成是黎明前的黑暗，称国际关系将会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就是说，甚至不需要国际关系彻底变革，不需要人的心灵和思想发生内在变化，战争就将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会不会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困惑，表明我们对战争的消失毫无准备，表明我们要是不提起这一作为最后手段的其他手段的继续，就没有能力根据外交政策来进行思考了？ 除了大灭绝的威胁之外可以假设，通过新技术的发明，如一种无放射性炸弹或一种反导导弹来消除这种威胁还有一些迹象指向这个方向。第一个事实便是，全面战争的种子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经萌芽，那时，士兵和平民之间的区分再也得不到尊重了，因为它与那时使用的新式武器相冲突。诚然，这一区分本身是较为现代的成就，它的实际废除，只不过意味着战争又倒退到罗马人将迦太基人从地球上永远消灭掉的时代。然而，在现代条件下，全面战争的出现或重现，具有一种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违背了一个基本假设：保卫平民百姓是军队的功能。政府的军事部门和民事部门之间的关系就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相形之下，本世纪的战争史简直就像是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那就是军队越来越不能履行这一基本功能，发展到今天，威慑战略公然改变了军队的角色，使它从保卫者变成了一个滞后的、本质上没有作用的报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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