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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孙子新注(新编新注十三经)

書城自編碼: 3247923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政治/軍事軍事
作者: 张文儒
國際書號(ISBN): 9787101132526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 2018-09-01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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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一、丛书主编为袁行霈先生,比如此次推出的四种,《诗经国风新注》作者为袁行霈先生、徐建委先生、程苏东先生,《论语新注》为孙钦善先生,《孙子新注》为张文儒先生,《庄子新注》为章启群先生,他们均在各自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可以确保注释品质。
二、此次推出的十三经,匠心独运,不再囿于传统意义上的儒家范畴,而是追溯文化源头,探寻文化要义,从诸子百家中遴选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经典著作,最终选目为《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韩非子》,如此,更能体现新时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三、丛书虽为新注,但没有因一味求新而舍弃前人注释,而是坚持取精用弘、守正出新的原则,在广泛吸纳前人意见、呈现各家成果原貌的基础上,力求能对一些众说纷纭或存有歧见的学术问题,发表一己之见,从而给读者以新的启示。
內容簡介:
《孙子》即《孙子兵法》,全书由《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十三篇组成,涉及战略运筹、作战指挥、战场机变,是世界上现存z早的兵书,已被世界各国公认为z富哲理性和z具持久影响力的兵法。《孙子新注》为袁行霈先生主编的新编新注十三经中的一种,以中华书局1961年影印明代《道藏》本《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为底本,以《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和《岱南阁丛书》本孙星衍《孙子十家注》为校本,进行校注、疏解、辨证。注释对前人成果择善而从,并罗列重要异说;疏解是对注文中某些要点作展开说明;辨证则是对书中重要的概念与判断以及学界的不同见解作适当评断。
關於作者:
张文儒,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全国军事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以中国古典军事哲学及现代中国哲学见长。主要著作有《军事辩证法》、《中外名战与名帅──兼论东西方兵学文化意识》、《中国兵学文化》、《孙武孙膑中华文化》等。
內容試閱
新编新注十三经刍议
袁行霈

今传十三经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其间经过多次变动。兹将十三经的形成过程作一简要的论述。
孔子有六艺之说,指《诗》、《书》、《礼》、《乐》、《易》、《春秋》;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竹简《六德》,讲到《诗》、《书》、《礼》、《乐》、《易》、《春秋》,并未总称为六经。到西汉有五经之说,陆贾《新语道基》: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汉武帝时正式将五经立于学官,《汉书武帝纪》:(建元)五年(前136)春置五经博士。五经的排列顺序通常是《诗》、《书》、《礼》、《易》、《春秋》或《易》、《书》、《诗》、《礼》、《春秋》。
唐太宗贞观七年(633)颁《新定五经》,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后,太宗又诏孔颖达等撰修《五经正义》,书成,因太学博士马嘉运驳之,诏更令详定,功竟未就。高宗永徽间又经考正,于永徽四年(653)始颁行。此外,唐代还有九经之称,九经包括《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文宗大和四年(830)郑覃以经籍讹谬,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勒石于太学,从之。文宗大和七年833筹备,至开成二年837告成,用楷书刻《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穀梁》、《孝经》、《论语》、《尔雅》十二经于长安太学,并以唐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为附丽,共650252字,这就是《开成石经》,今藏西安碑林。宋赵希弁《读书附志》经类,列《石经周易》、《石经尚书》、《石经毛诗》、《石经周礼》、《石经仪礼》、《石经礼记》、《石经春秋》、《石经公羊》、《石经穀梁》、《石经论语》、《石经孝经》、《石经孟子》、《石经尔雅》,曰:以上石室十三经,盖孟昶时所镌,故《周易》后书:广政十四年岁次辛亥五月二十日。唯《三传》至皇祐初方毕,故《公羊传》后书:大宋皇祐元年岁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毕。广政为五代后蜀年号,此即《蜀石经》。《石经孟子》下著录:右《孟子》十四卷。不题经注字数若干,亦不题所书人姓氏。另据宋曾宏父《石刻铺叙》卷上所云:《孟子》十二卷,宣和五年九月帅席贡暨运判彭慥方入石,逾年乃成。可知《孟子》列入十三经,应当是北宋。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又刻石经,也增加了《孟子》。清康熙年间陕西巡抚贾汉复在开成十二经之外,又补刻《孟子》,统称唐十三经。十三经的顺序为《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明代已有《十三经注疏》刻本。清乾隆四年(1739)有武英殿刻本《十三经注疏》;嘉庆二十一年(1816)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阮元《校勘记》刻成。后者流传广泛,成为学者使用最广的本子。
粗略地回顾上述历史,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后来儒家所谓的经起初并未赋予经的名称和地位。大概战国中后期有学者尊称某些儒家典籍为经,如《荀子劝学》谓学之数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杨倞注:经,谓《诗》、《书》;礼,谓典礼之属也。)汉初学者陆贾等人以亡秦为殷鉴,进一步推尊儒家典籍为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取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五经立于学官。自此之后,《易》、《书》、《诗》、《礼》、《春秋》这五部书才被正式尊称为经。此乃取其恒常之义,《白虎通五经》所谓经,常也,《释名》所谓经者,径也,常典也,代表了汉儒对于经的理解。后来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云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正如张舜徽先生在《汉书艺文志通释》中所云,古之六艺,本无经名。孔子述古,但言《诗》曰、《书》云,而不称诗经、书经;但言学《易》,而未尝称易经。下逮孟、荀,莫不如此。况经者纲领之谓,原非尊称。大抵古代纲领性文字,皆可名之为经。故诸子百家之书,亦多自名为经。我们对儒家所谓经不必过于拘泥。
第二,十三经是在很长的时间内逐渐确定的。在汉代为五经,到唐代扩充为九经。其他如《孝经》、《尔雅》、《论语》都是后来增加进去的。而且在宋朝,《春秋》、《仪礼》、《孝经》还都曾一度被剔除出经部。《孟子》十一篇在《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中都属于子书,到了宋代才归入经书,从目录学的角度看来,所谓经书和子书的分类本来不很严格。既然如此,现在通行的十三经并不是不可调整的。
第三,汉武帝将五经立于学官,乃是将五经作为学校的教科书。唐代实行科举考试,则五经或九经又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用书。那时的朝廷是将经书作为统一思想、治理国家、推行教化、选拔人才的依据。现在我们研究经书跟古代的出发点已有很大的区别,已不再需要那样一套钦定的教科书或考试用书,而是将它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来研究,这是需要特别加以强调的。

今传十三经全部是儒家的典籍。形成这种状况,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结果。借用刘勰《文心雕龙》前三篇的标题,可以说十三经以原道、征圣、宗经为主线,道、圣、经三者关系密切。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只有儒家的典籍才能称为经吗?我们可不可以突破这种局限呢?以笔者的愚见,当初编纂儒家的经典,自然以这十三部典籍为宜。如果不限于儒家,而是着眼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原典,那就不应局限于现在通行的十三经。在儒家之外,道家、墨家、兵家、法家也有很重要的地位,应该纳入中国文化的经书范围之内。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发展,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对现在通行的十三经中所收各书需要重新审视,加以去取。显而易见,我们今天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应当限于儒家,所谓国学并不等于儒学,现在早已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了!我们应当改变儒家独尊的地位,更广泛地吸取各家之精华,以更广阔的视野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这正是《新编新注十三经》努力的方向。从西周到春秋、战国的几百年间,是中华文明极其灿烂的时代,其多姿多彩的精神成果不仅体现在儒家典籍之中,也体现在儒家之外诸子百家的典籍之中。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要从多个源头清理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广泛地吸取其中的精华。
基于以上的学术理念,我倡议对十三经重新编选和校注。计划中的《新编新注十三经》收入以下十三种典籍:《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韩非子》,保留原来十三经中的七种,替换六种。
我们充分肯定传统文化(包括儒家典籍)的重要价值,认为上述十三种书具有长远的意义,经过整理可以在今天充分发挥其作用。这是我们仍然沿袭经这个名称的一个重要原因。又因为十三经之称如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唐诗三百首》,无论是学者还是一般读者都已经习以为常,而且中国本土文化中时代最早、可以称之为文化源头而又流传有绪的、带有纲领性的重要典籍,恰好可以选择十三种,仍然维持十三经的名称是适宜的。
我们所谓的经,与传统的经相比,含义有所同也有所不同。首先,称经有以示尊崇之意,因此,新编十三经,也就是选择那些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典籍,意在使读者能够藉此把握中国文化的要旨。其次,经有恒常的意思,表明这些典籍不仅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其深刻、丰富的思想在今天也有值得弘扬之处,在未来仍将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第三,我们所谓的经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不再封闭于原来那十三种儒家典籍的范围,这样可以更全面地反映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
接下来就将新增的六种经典作一简单的论述。
属于儒家的一种:《荀子》。
荀卿自称为儒,《汉书艺文志》著录《孙卿子》三十三篇,归属于儒家,孙卿就是荀子。《韩非子显学》篇说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其中孙氏之儒的孙氏就是指荀子。但荀子的学说与孔子有所不同,他曾游学齐国的稷下学宫,受到道家、法家、名家的影响。荀子主张法后王,又主张人性恶,并在《非十二子》中对子思、孟子等儒家学者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荀子》未能列入十三经,可能与他的这种思想倾向有关。其实,《荀子》中有不少值得注意的思想资源。其王道观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诸如隆礼、贤能不待次而举、平政爱民等,都值得重视。其宇宙观,主张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制天命而用之,也值得注意。其经济思想,提出富国裕民之道,很有意义。其他如解蔽之说,虚壹而静之说,以及其音乐理论、教育理论,也都值得进一步发掘整理。至于它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谭嗣同《仁学》所谓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一语,值得注意。蕴含着如此丰富思想资源的《荀子》,列入《新编新注十三经》是适当的。
属于道家的两种:《老子》和《庄子》。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道家的地位虽然比不上儒家,但道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仍然足以跟儒家相提并论,儒道互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古代已有称之为经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隋书经籍志》著录《老子道德经》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汉文帝时河上公注。作为道家之创始,《老子》一书中包含的朴素辩证法,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等,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哲学、政治、文学、艺术等都有深远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如果没有《老子》,就没有魏晋以后流行的玄学和唐代以后流行的禅学,中国文化就将失去不少多姿多彩的方面。道家关于清静无为的说法,在战乱之后社会需要休养生息之际,尤能显示其在治国方面的重要意义。
郭店楚简中发现了三种《老子》抄本,抄写时间在公元前300年左右,虽然均不完整,但仍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本子。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两种汉初的抄本,即帛书《老子》甲本和乙本,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较早的完整的本子。这些出土文献,为《老子》一书的校勘注释和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已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新编新注十三经》收入《老子》,除原有的传世《老子》版本外,可以利用楚简本和帛书本及其研究成果,做出新的成绩来。
《庄子》一书乃是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其内篇所阐述的逍遥游代表着一种人生的理想,倡无名、无功、无己,以求无待,无待则可以得到精神的自由。其所主张的齐物论,有助于破除那种绝对、僵硬、呆板、滞塞的思维方式。作为与儒家相对立的学说,《庄子》丰富多彩而又富于机辩,极具智慧之光芒,使中国文化带上了灵动、活泼、通透的特点,具有充沛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艺术感染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庄子学复兴,《庄子》与《老子》、《周易》并称三玄,是名士们研习的经典。唐宋两朝,《老子》、《庄子》还曾被尊为经,并置博士员,立于学官。而今《庄子》自然也应当和《老子》一并列入《新编新注十三经》之中。
属于墨家的一种:《墨子》。
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墨家在当时影响很大,《孟子滕文公下》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尽心下》又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孟子的话虽不免有点夸张,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墨学在当时是一种显学。《韩非子显学》就明确地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庄子天下》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称:(孔子与墨子)此二士者,无爵位以显人,无赏禄以利人,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也。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无时乏绝。可见,在《吕氏春秋》成书之际,墨子仍然具有与孔子同等的地位。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墨家才消沉下来,而且迄今尚未得到广泛的重视。其实,《墨子》一书中有不少思想资源值得我们发掘,其尚贤、兼爱、非攻、节用、非命等方面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值得重视,而其在逻辑学方面的贡献,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述,也很值得注意。《新编新注十三经》应当列入《墨子》。
属于兵家的一种:《孙子》。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于兵权谋家著录云《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颜师古注:孙武也,臣于阖庐。中国古代典籍中兵家的著作是一大笔宝贵的遗产,而《孙子》是兵家中最重要的一部典籍。曹操《孙子序》指出其审计重举,明画深图的特点,这已不限于用兵。《孙子》不仅有丰富的军事思想,也有深厚的战略思维,对人才、行政和经济管理,乃至外交,都有启发借鉴的意义。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出土的竹简本《孙子兵法》十三篇,带动了《孙子》的研究,今天看来,完全有理由将之列入《新编新注十三经》之中。
属于法家的一种:《韩非子》。
《汉书艺文志》曰: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在韩非子之前,法家的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子综合法、术、势,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一书也就成为《新编新注十三经》的必选经典。
此外,佛教自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传入中国以来,经过魏晋南北朝这个战乱时期,在社会上逐渐传播开来,到唐代取得与儒、道两家并立的地位。《新编新注十三经》是否选入佛经,成为笔者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考虑到新编乃着眼于那些中国本土文化中原生的、时代最早的、处于中国文化源头的、在当时或后代具有广泛深远意义的典籍,而佛经是从印度翻译过来的,唐代盛行的禅宗及其典籍虽然已经本土化,但时代晚了很多,因此佛经暂不入选为宜。

《新编新注十三经》必须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上,参考古代的各家之言,充分利用新出土的文献资料,吸取最新的研究成果,使之成为值得信赖的学术著作。我们的宗旨是为读者提供中华文化的元典,便于读者从文献的角度追溯中华文化的源头,探寻中华文化的要义。编纂这套书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建设工作,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意义重大,而且现在编纂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的原则是取精用宏、守正出新。取精用宏对于这套书来说格外重要,因为历代的版本和研究成果浩如烟海,我们既要充分掌握已有的资料,又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守正出新是我在1995年主编《中国文学史》时提出来的,实践证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谓守正就是继承优良的学术传统,所谓出新就是努力开拓新的学术格局,充分吸取新的研究成果,适当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使这套书具有时代的特色,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近年来,古籍善本的普查和影印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以前的学者看不到的一些善本,我们有机会加以利用,这为我们选择底本和校本提供了很大方便,从而使新编工作有了坚实的基础。自汉代以来,学者们围绕这些经典所作的校勘、注释和研究工作很多,成就卓著,为《新编新注十三经》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此外,自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出土了大量的文献和文物,又为经典的整理研究开拓了新的局面。例如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书,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出土的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都向我们提供了大批极为宝贵的新数据。由于这些新数据的出现,一些传世的先秦古籍有了更早的古本,古籍中的一些错误得以纠正,古籍中的一些难点得到解释。充分利用这些新发现的资料,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质量。
二十世纪之后的学术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借用西方的哲学、宗教学、文学、史学和人类学等方面的观念来解释中国的典籍,已经取得不少成绩。陈寅恪先生所谓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也为《新编新注十三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保证了出新的可能。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以前的学者整理经书,各有其家法,而且经今古文之争十分激烈,各个门派互不相容;宋儒与汉儒又有所不同。今天我们重新整理,可以超越这类纷争,兼容并蓄,择善而从,从而取得新的成果。
当然,要想将这套书编好还存在许许多多的困难。一是数据浩繁,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搜集完备并加以消化;二是每部书都存在不少难点,聚讼纷纭,要想取得进展,提出新见,并经得起考验,实在很难;三是这套书既定位为学术著作,又希望有较多的读者使用,如何在专家与普通读者之间找到平衡点,需要认真摸索。但是我们相信,依靠参加工作的各位学者刻苦钻研,虚心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集思广益,反复讨论,有希望达到预期的目标。

(原刊于《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编者注:本文微信版,删除了原有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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