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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世界秩序因他而改变，人类的世界观因他而升华。
☆ 以人类学的眼光和说故事的独特方式重新诠释蒙元时代
☆《纽约时报》畅销书连续13年稳居亚洲历史人物传记第1名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是著名蒙元史专家杰克威泽弗德历经18年打磨的力作，从全球视野和人类学的独特视角，展示了一种不同于纯粹历史学者或一般传记作家笔下的成吉思汗形象和蒙元帝国时代。
瑞典人多桑的《蒙古史》、英国人霍渥斯的五卷本《蒙古人史》、法国人格鲁塞的《蒙古帝国史》是许多人了解蒙古史的必备案头书。本书与多桑、格鲁塞等人的著述不同，作者从自己特定的专业视角对蒙元帝国兴亡的历史进程做出了带有人类学性质的阐释。作者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吃透史料，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而进行的广泛的实地考察，足迹遍及俄罗斯、中国、中亚以及马六甲、波斯湾等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为写作本书，作者用了18年时间游历蒙古，并深入研究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对历史进行了科学而大胆的还原。例如，在阔亦田击败古儿汗札木合纠结的十一部联盟后，成吉思汗的军队却在追击溃部的战斗过程中被打散，他颈脉受创，流血不止，昏迷了半夜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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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一书从边境、政治、科技、战争、商业、服饰、艺术、文学、语言、音乐等方面展现了成吉思汗和他所创立的帝国对当今世界的影响。
成吉思汗用武力和意志扫平了东亚，征服了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国家，摧毁了欧洲陈腐的骑士方阵。在他的指挥调度下，蒙古帝国从未一次派出超过10万人的大规模军团，却在25年的时间里征服了比罗马帝国400年征战还要广阔的土地。
他建立的帝国边界从西伯利亚到印度，从越南到匈牙利，从朝鲜半岛直到巴尔干半岛。蒙古帝国打破了此疆彼界的阻隔，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所呈现的成吉思汗形象并不像从前西方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冷酷嗜杀的暴君。事实上，他是一个高瞻远瞩、富于创新的领导者。他将法律的力量置于自身权力之上、鼓励宗教自由、创办公立学校、准予外交豁免权，并开通自由贸易。他所创建的贸易路线不仅促进了商业发展，也促进了思想、技术以及专业知识的交流。
历史以游牧人与农夫之间的残酷战争为开端，以蒙古人融合各种文化为结局。《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核心观点认为，正是在成吉思汗和他的帝国的刺激下，欧洲开始了空前的技术、贸易和思想革命，由此揭开了现代世界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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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杰克威泽弗德（Jack Weatherford ），著名蒙元史专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人类学博士，第一位从蒙古成吉思汗大学获得人类学荣誉博士学位的学者。曾为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麦卡利斯特学院人类学教授。2013年退休后，正式迁居蒙古，开展对蒙古帝国历史更深入的研究。
其代表作有：《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印度缔造者》《乡根》《野蛮与文明》《金钱简史》。为写作《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一书，作者用18年的时间游历蒙古，并深入研究文献资料。《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一书深深影响并改变了人们对成吉思汗及其蒙古帝国历史作用的看法，曾被翻译成25种语言。2007年，蒙古总理授予杰克威泽弗德代表蒙古最高荣誉的北极星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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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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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读者／10
代序：另一种视角的蒙古史／16
导言：消逝的征服者／32
第一部分 草原争雄：11621206
1 一块凝血／62
2 三河传说／100
3 群汗逐鹿／132
第二部分 蒙古人的世界征战：12111261
4 唾弃黄金可汗／164
5 算端与可汗的较量／198
6 发现欧洲、征服欧洲／230
7 权力场上的皇后们／268
第三部分 全球的觉醒：12621962
8 忽必烈汗和新蒙古帝国／312
9 他们的金光／342
10 帝国的影子／370
结束语：不朽的成吉思汗精神／400
再版译后记／410
参考文献／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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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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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另一种视角的蒙古史姚大力
蒙古帝国史的研究，需要涉及太广袤的地域、太漫长的时间段、太多语种的文献资料，而漠北草原深处的游牧政治与文化所留下的翔实记载又太过稀少。这就迫使绝大多数学者只好根据自身的兴趣与擅长，把各自的学术探索聚焦于被进一步分割开来的诸多狭小而专门的分支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读者想要通过直接阅读一大堆过分专精深奥、过分细部化的专业性著述，从而求得对这段历史的比较深入贯通的理解，也就变得格外困难了。或许正因为如此，在近代以来的学术界，曾出现过不少大手笔的蒙古史名家；他们力图在创造性地对各种史料及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清理、吸纳和消化的基础上，整体地、准确地展现出蒙古民族历史变迁的宏伟图景。瑞典人多桑的《蒙古史》、英国人霍渥斯的五卷本《蒙古人史》、法国人格鲁塞的《蒙古帝国史》，不但赢得了大量非专业的读者，而且至今仍是从事相关课题的专业工作者必须备置案头的重要参考书籍。
就其总的写作宗旨而言，刻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与上面提到的那几部名著可以说略有相似之处。为了读懂《蒙古秘史》这部用汉字记音方式传承下来的13世纪的伟大蒙古史诗，作者和他的同事们检阅了十二种语言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文献资料。本书采集史料的范围，包括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撰写于蒙古征服时代的珍贵的叙利亚编年史《巴尔赫布勒斯》，以及伊斯兰世界的伊本阿昔儿《编年史》、术兹札尼书等。虽然还不能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这方面存在最大问题，是作者似乎不能直接阅读汉语文献） ，但是作者在发掘史料和广泛参照前人研究成果方面的不倦努力，确实已做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步。不过，它不同于多桑、格鲁塞等人著述的地方也很明显。作者念念不忘的，是从自己特定的专业视角出发，对蒙古帝国兴亡的历史进程作出某种带有人类学性质的阐释。他尤其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蒙古对欧亚旧大陆的征服，给予紧接着就跨入近现代门槛的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积极影响？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独特之处，那么我们不妨称之为对蒙古帝国史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现在让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作者是如何凭借着人类学视角的观照来窥透某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文化含义的。在阔亦田击败古儿汗札木合所纠结的十一部联盟后，成吉思汗的军队却在接下来追击溃部的战斗中被打散了。他颈脉受创，血流不止，昏迷了半夜才醒过来。这时他只觉得全身的血已经流尽，口里干渴难忍。于是陪伴在他身边的一名勇士者勒篾便只身闯入对面的敌营，去为成吉思汗找寻蒙古人爱喝的马奶子。《蒙古秘史》的汉文旁注在这里写道：者勒篾帽、靴、衣服自的行都行脱着，独裤有的赤裸，相抗拒着立着敌人里面走着。（按此语大意为：者勒篾脱去自己的帽子、靴子和上下衣服，光身只穿着内裤，朝驻扎在对面的敌方营垒里走去。） 他虽然没有找到马奶，可还是从敌营中带回来一桶马酪，使成吉思汗从重伤中获得稍许的恢复。这段故事是每个研习蒙古史的人都熟知的。但是也许此前还没有人认真想过，为什么者勒篾在闯进敌营时需要裸露着自己的身子？《秘史》记载者勒篾自己的话说，万一在敌方营垒里被人发现，他便能以赤身裸体为证，诡称自己是在即将被自己人处死之前侥幸逃脱，来投奔对方的。不过，本书作者却不满足这一解释。他说：对蒙古人而言，当众裸体是非常失身份的，但要是有一位泰亦赤兀惕人看到有人夜间裸体穿越营地，他们或许会以为是自己人在起床解手。出于礼貌，担心羞辱到自己的勇士，他们或许会把脸转过去。看来这确是一个身处险境的陌生人避免别人注视自己的好办法！一个非常真实的细节就这样获得了更充分的解说。
也许会有人以为，者勒篾为何要赤裸着身子进入敌营，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原不必如此认真地对它刨根问底。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人类以往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想研究历史的人，如果不能够从五花八门的片断资料中找回对过去时代的触摸肌肤般的感知和理解，也就无法真切地看见他想追寻的那段历史。不拘细节或以不拘细节而沾沾自喜的人，起码是不能成为像样的历史学家的！
当然，蒙古帝国时代的历史资料并没有为作者的上述解释提供直接的证据。那么作者是从哪里获得这项有关知识的呢？他曾广泛地游历过古代蒙古人所到之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穿越俄罗斯、中国、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去追寻蒙古人的足迹。我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沿着突厥部落在古代迁移的道路行走；然后，大致遵循马可波罗的海上航线，我围绕这个古帝国一圈，从华南到越南，穿越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及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最后抵达威尼斯。不过，光靠这种走马看花式的旅行考察，断然还无法写得出像现在这样的一本书；尽管连作者自己对此也一度估计不足。1998年，他再次去到蒙古。出乎他本人意料的是，原先是为结束本课题研究而安排的这次收尾式的短暂旅行，却变成了另一项长达五年之久的研究。这位文化人类学家如今才真正找回了自己的感觉：这是长期与一群不断更换的蒙古学生、学者、当地牧民以及养马人一起生活和工作带给他的最大收益。对于自己的这一大群合作者，他充满敬意地写道：他们之间总是非常激烈地进行着争论，试图回答我正在探讨的问题。他们的判断和答案总是比我的好，而且他们经常会提出一些我从未想到过的问题。他们了解牧人的想法，尽管在陌生的地域，也可以很容易地确定他们的祖先将会在哪里扎营，将会按哪个方向行进。他们很容易判别出哪个地方蚊虫多，因而不适合夏季驻宿，哪个地方太过暴露，故不适宜冬季下营。更重要的是，他们乐意验证自己的想法，例如，弄清楚骑着一匹马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或对不同地方的土壤和牧草进行比较，弄明白马蹄击地的回声因而会如何不同。他们知道在冻结的江面上，需要多厚的冰层才能让人骑着马走过，在什么情况下人可以在上面步行，或者必须破冰涉水而过。
人类学家总是力图从被研究对象自身的经验、思想及其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出发，去寻找对于他们行为的社会和文化解释。所以作者反复强调，《蒙古秘史》的解读，必须建立在对13世纪的蒙古文化和地理具有深厚知识的基础上。他说，除非把文献读回到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上去，否则现代的人们将难以理解史诗叙事的来龙去脉和它作为一部传记史的意义。散见在本书中的诸多新鲜见解，颇多得益于被作者所全心全意地予以坚持的这一特殊学术取向。
书中另有一个例子也很值得提出来加以讨论。在他的父亲也速该被塔塔尔人毒死、少年成吉思汗 （当时叫作铁木真） 所在的孛儿只斤家族被他们的近亲泰亦赤兀惕部落驱逐出去以后，铁木真在非常孤立无援的生存环境中与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发生了冲突。结果他残酷地杀害了别克帖儿。《蒙古秘史》在叙及两人不和时，仅提到别克帖儿曾先后夺走过铁木真捕得的一只云雀和一尾咸水鱼。在一个亟须同心协力以应付危机的时候，为一点小事而害死自己的亲属，铁木真的此种行为确实有些令人难以理解。于是本书作者想起了在古代蒙古人中流行的收继婚习俗，即在一家之长死去以后，由其成年的长房长子继承家长地位，后者并有权利将其生母以外的父亲其他庶妻收娶为自己的妻子。作者写道，在也速该被毒死之后，别克帖儿渐渐地开始行使最长男性成员的特权。不仅如此，别克帖儿长大后，诃额仑 （按，此即铁木真的母亲） 将接受他作为丈夫。因此，无论在哪个方面，别克帖儿都是一家之主。然而，铁木真决不能忍受与别克帖儿共处在这样的局面之下。铁木真的失常行动由此似乎获得了相当圆满的解释。
不过，作者的这次尝试还不能算十分成功。这里的关键在于，无论别克帖儿是否具备长房长子的身份，他在当时还远远没有到达能够行使最长男性的特权，包括娶庶母为妻的年岁！
我们不知道别克帖儿的准确年龄。但是他的同父同母弟弟别勒古台一直活到1251年之后；即使后者是死于1170年或1171年的也速该留下的遗腹子，那时他也已经八十岁开外了。这就是说，既然别勒古台的出生年代不会更晚于1171年，则比他略年长的哥哥别克帖儿本人的生年，也不大会早过成吉思汗出生的1162年。所以他极可能是成吉思汗的弟弟；至少不存在任何证据可以让本书作者宣称说：别克帖儿稍长于铁木真。所以，在那场悲剧发生时，别克帖儿绝不会大于十一二岁。本书对铁木真的焦虑所做的推定，其实是很难成立的。
倘若不揣冒昧，这里或许应当补充说，本书叙述中欠于精确的地方，看来还远远不止是个别的。朝鲜半岛在成吉思汗建国前早就建立了统一的王氏高丽王朝；但作者却把它的建立归因于蒙古人统治的扩张。在蒙古帝国之前，中国和欧洲，尤其是中国与西欧之间的确长期缺乏直接的相互沟通；可是由此便断定在中国没人听说过欧洲，而在欧洲则没人听闻过中国，就又显得有点鲁莽了。蒙古人称驿道系统或驿道中转设施为jam。事实上，汉语中的站字，就是在被用来音译蒙语的jam一词之后，才有了固定的中途转运地点这样的含义。本书把驿站称为牙木 （yam） ，指的是突厥人对这个词的读音，这是不错的。但它同时又说，驿站亦名为ortoo。蒙古语里恐怕没有这个词语；作者所指，或为ortoq一词，元代汉语将它音译为斡脱。它在元代是指借用政府的权力替蒙古贵族贸易生息的官捣，其中以中亚和西亚的外来移民居多。他们做生意时，很可能会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地利用驿站系统，但是斡脱一词从未变成过驿站本身的别名。
再举两个略微复杂一点的例子。一是本书对蒙古部落的原初经济文化形态，提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独特的见解，即把蒙古部的生存环境定位在草原与北部西伯利亚森林的交界处，借以突显出森林狩猎型文化对蒙古人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影响；作者由此便推断说，他们与真正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人，体现出完全不同的特性。这个说法，似乎对蒙古人围猎方式与其惯用的军事战略及其他社会动员手段之间的相似性，给出了某种很完美的解释。或许是出于专业性的直觉，他很灵敏地感悟到，较晚才从大兴安岭迁移到漠北草原的蒙古部，其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发达程度，与乃蛮、客列亦惕等部落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使我想起乃蛮王妃对蒙古部的讥讽；她曾骂他们是一帮歹气息、烂衣裳的乌合之众。但是，如果作者所说的蒙古人也包括像泰亦赤兀惕、主儿勤等较富裕强大的部落在内，那我们就不能否认，12世纪的蒙古文化从总体上说其实早已演变为游牧的文化了。不应该把铁木真氏族因被他们所属的大营盘驱逐出去而陷入的艰难处境，看作是蒙古部落整体生存状态的写照。另外，大规模的围猎活动，即使起源于森林狩猎民的传统，也早已转变成了草原游牧人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没有必要硬将它看作是只能属于森林狩猎民的技术。
其二，书里说道：蒙古官员发现欧洲和中国的数学太简单、不实用，于是他们采用阿拉伯、印度数学中的许多实用的新方法。书中又说：他们很快就认识到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纵横位置的优点，并把零、负数和代数学介绍到了中国。阿拉伯和印度数学之被引入当日中国，既不出于蒙古官员发现云云，也不是因为中国的数学太简单、不实用，只不过是从伊斯兰世界大批东来的中亚和西亚知识人很自然地将他们早已熟悉的一种技术随身带到了中国而已。事实上，这些数学知识基本上也只在他们中间流行和应用。在元代安西王居第遗址中发现过一块铁板铸造的方阵图。它共有三十六格，分别在其中刻铸从一至三十六的阿拉伯数目字；每个直行或横行的六个数字相加，其和都是一百十一。这是包含零在内的阿拉伯数字传入中国的最早实证，但它并不能证明上述方阵排列法本身也是那时从域外传入中国的。因为在南宋末年钱塘人杨辉的《续古摘奇算法》一书里，已经出现了比安西王所藏更复杂的方阵图；它横竖各十格，内填一至一百共一百个数字，每横行和每直行相加，其和俱为五百零五。倒是类似现代算术里用竖式计算多位数与多位数乘积的方法，明代称为铺地锦或格子算，则很可能是在元代经由中亚细亚伊斯兰世界传入中国的印度数学技术。除了像这样的极少数例外，在元代传入中国的阿拉伯数目字、阿拉伯与印度数学，包括经由阿拉伯中转的欧洲数学如欧几里得几何学等等，似乎大都不曾被真正
接纳到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去。
上面提到的这些缺憾足以提醒读者，哪怕是对一本写得十分精彩的书，我们也没有理由把其中所讲的一切内容都毫无保留地予以接受。这又使我想到，如果能在书中增加一些附注就好了，既用来表彰该书所独有的精当新颖之处，也对那些叙事还不够精审的地方予以必要的疏证或说明。之所以会有这个念头，是因为我猜想，这本书注定会在中国成为读者面极其广泛的畅销读物。层出不穷的戏说作品启发了人们对历史知识的兴趣，越来越多的人想进一步追问：真的历史，也就是演绎出诸多戏说故事的这段或那段真实历史过程，究竟是如何在过去的岁月中现实地发生的？可惜的是，绝大多数以研究历史为专业的人，一面慨叹几乎要被戏说气死，一面却依然故我地只顾埋头炮制远远离开大多数非专业读者的兴趣及其阅读能力的论文专著。所以在今日中国，由貌似高深的大部头专著所装点的学术繁荣已甚有过度之势，唯图书市场又最缺少企鹅丛书或岩波新书中公书库一类具有极高专业水准的普及本读物。
其实，想要提高作品的可读性，未必以降低它的学术准确性，或者以辜负读者的高智商作为代价。正相反，它很可能会对作者本身的智慧及其学术品格形成某种挑战。因为它要求作者具有一种更开阔、更深刻的整体性关怀和对人类精神价值的敏锐洞察力，把他正在讨论的问题放置到人类普遍经验的认知框架中去定位和讲述。想把一本书写得让人读不懂，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要把很专门化的问题表述得使缺乏专业基础的人也能理解，并且还要使他阅读得饶有兴趣，那就十分困难了。在如何将历史知识转化为一般人们的最大限度的共识方面，本书作者的努力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
对所谓普及性一词，很容易引起误解。说某书具有普及读物的性质，决不意味着它就不值得被专业工作者阅读。专业工作者不但需要广泛接触其所从事领域之外的许多普及性读物，而且也完全可以从同一领域的优秀普及读物中获得某些专业上的启发。除了对新近解除禁闭政策的成吉思汗埋葬区的有关信息，本书所提到的绝大部分历史事实是我原来就已经了解的。但是很诚实地说，这丝毫也没有影响我在某种新鲜感的推动下，几乎一口气看完了这部著作。书里不时闪现出来的许多锐利见解和生动而流畅的议论，经常会以崭新的观念化的形式将旧有的实证研究重新激活，或者触发一系列新的细部考察，并由此在很多方面推进我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足见外在形式十分平易的历史叙事，也可以被写得具有高度的学术张力。
我们都知道，近代人类社会的世界体系，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冲击之下形成的。但就旧大陆而言，在近代之前，已经出现过一次维持了大约一世纪之久的世界体系；而它正是由成吉思汗缔造的蒙古帝国所促成的。三十多年前，有一位学者曾全面研究过这个近代以前的世界体系。本书力图追寻的，则是这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历史联系。作者用充满激情和想象力的笔调写道：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能被整齐地卷塞在书皮之间，也不能像受压的植物标本被熨平。当事件本身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后，它们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就像一口钟的振荡声一样，在停止敲击之后，我们仍可以感觉到它。成吉思汗离开历史舞台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他的影响将持续地萦绕在我们这个时代。
历史经常喜欢以吊诡的形式来呈现自己的面貌。蒙古对外战争的血腥残忍，它给受害方造成的经济文化破坏和强烈的精神创伤，足以使今天的人们在阅读相关记载时依然感到不寒而栗。在把对各地的军事占领转变为持久统治的过程中，蒙古人也施行过不少暴政，做过许多不识时务的事情。本书说他们对国际主义不断地显示出极大的热忱，又说南宋军民发现，在生活习性和思想感情方面，他们与蒙古人的共同点要比他们与宋廷官僚的共同点要多得多。这显然已属于太过离奇的同情的理解。但在另一方面，蒙古帝国又确实打破了在它之前存在的此疆彼界所带来的种种阻隔。要是没有这个帝国的存在，十三及十四世纪旧大陆范围的全球史，乃至于后来时代欧洲它之受惠于当日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明显要超过与它相向的另一极的历史，也就一定会是另一种样子了！是历史的合力，将人类所蒙受的很多灾难性事件转换为推动他们福祉的客观条件。揭示蒙古帝国与现代世界形成之间的历史联系，并不意味着要为当日蒙古对他国的侵略和蹂躏进行申辩。
本书简略描绘出，包括科技、战争、衣着、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等等在内的欧洲人生活的每一方面，如何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恰恰也就是在文艺复兴的后期，欧洲启蒙运动却产生出一股不断增长的反亚洲精神；而对蒙古人的诅咒，则成为批判亚洲劣根性的最典型言说之一。此种欧洲中心论的幽魂后来又奇怪地与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贴附在一起。就这个意义来说，作者的有关阐述似乎还是有所针对的。从中国读者的角度说来，他们对历史上的游牧人与定居农耕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了解，较多的是集中在沿长城南北这一轴线而伸延的那个层面上。因此，本书按内陆欧亚草原带的东西轴线来铺展的宏伟画卷，也一定会在体察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历史联系方面，给他们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认识和启发。
最后，我要从个人专业的角度说一点题外的感想。这本由人类学家撰写的蒙古史著作又一次生动地提醒我们，历史学研究固然应当充分发挥其人文取向的原有传统优势，但是与此同时，它也必须同各种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保持全方位的沟通和相互渗透。当代中国的各种社会科学，大都在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建立起来。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和高等院校的历史专业教学，在对于如何吸纳社会科学的理论、观念和方法的问题上，至今仍缺乏最基本的意识。就如同一位文学评论家说过的：我们都被创新的狗追得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诸如大部头多卷本系列著作和各种名目的量化指标，把本来就先天不足的一代专业工作者逼得根本没有再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又给下一代树立了很坏的榜样，造成写书人比读书人还多的怪现象。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本书作者叙述自己计划中的收尾式旅行如何变作另一个五年的研究时，我心中顿时充满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凄凉的感动！这不是一本十全十美的书，但是凭着作者在当年心甘情愿地开始另一个五年的精神，我就敢于相信，这是一本值得我们认真去读的书。
2005年12月写于东京
第三部分 全球的觉醒：1262-1962
亚洲正吞噬着我们，鞑靼人已君临天下。
托马斯曼《魔山》
9
他们的金光
中国和巴黎的艺术家争着为大汗献艺。爱德华吉本
在1287－1288年之际的一个冬日，正值弥撒期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从他的王座上站起来，向刚到的蒙古帝国忽必烈汗的使者列班扫马致意。一旦列班扫马到达英王的朝廷，他就可能成为历史上走得最远的官方使者，从蒙古首都开始，他在陆路上绕行一万一千二百公里，穿过中东的主要城市，经过欧洲诸国的都城。英王爱德华站在使者面前，没有向使者递交归附蒙古大汗的投降书，却从使者手中接过了作为基督徒共享的圣餐面包。因为以前到蒙古的欧洲使者都是牧师，所以忽必烈汗也要派一个基督教牧师使者，于是他选中列班扫马，虽然他是亚述派基督徒，但他还是一个忠心的蒙古人。
列班扫马最初的使命是，从忽必烈汗的都城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但到巴格达后，他的上司让他改道去欧洲，时为1287年。除了拜见波斯的蒙古伊利汗、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古斯二世、罗马的红衣主教团、巴黎的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之外，列班扫马一路到达爱德华的朝廷，这是他行程的终点。他把信件和礼物沿途分发给各位君主，在启程赴下一个目的地前，他总是在每个国家的朝廷中停留数周或数月。他利用这段时间到处观光，会见学者、政客和教会官员，向这些人介绍蒙古大汗和从属于大汗的伊利汗，传递他们想与世界各国和平交往的强烈愿望。在回来经过罗马时，教皇尼古剌四世邀请列班扫马用自己的语言举行弥撒；然后，在1288年的圣枝主日（复活节前一个星期日译者注），教皇举行弥撒，并亲自将圣餐发到这位蒙古使者的手中。
欧洲的君主们在他们的朝廷上公开地接见列班扫马，但是，此前蒙古派出的许多使者都被教会和这些国家所冷落。据马修帕里斯所说，早在1247年，贵由汗统治时期，就有蒙古大使来到法国宫廷；第二年的夏天，又有两位来自鞑靼的使者，被他们的君王派来拜见主教大人。然而，在早期的来访中，欧洲官方似乎害怕泄露关于蒙古人的任何信息。正如帕里斯写的：他们到来的消息被教廷封锁得十分严密，连教士、公证员及其他和教皇交往密切的人都不知道。还有一次是在1269年，当波罗兄弟马菲奥和尼哥罗从他们首次的亚洲之行返回时，他们带回了忽必烈汗向教皇发出的邀请，即向蒙古派出一百名牧师，他们可以与蒙古朝臣切磋学问。
由于整个蒙古帝国非常强调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当列班扫马到达欧洲、发现只允许存在一种宗教时，他感到十分惊讶。特别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宗教领袖不但拥有比政府还要大的政治权力，而且还拥有这么多影响普通群众日常生活的世俗权力。因为自己本身就是基督徒，所以列班扫马很高兴看到他所信奉的宗教能独占鳌头，但是这一切却与蒙古帝国的情况形成强烈反差。在蒙古，许多宗教百花齐放，而且，它们在为自己打算之前必须先为帝国的需要服务。
尽管他的来访备受瞩目，在欧洲还得到了热情的款待，但是，与以前那些不被承认的使者相比，列班扫马却没有更好地完成使命；他没有与任何一个欧洲君主或教会官员达成某种协议。他的成功仅仅在于，他设法使教皇承诺，派有学问的人去蒙古朝廷，因为这已经是忽必烈所多次要求的。没有完成外交使命，列班扫马回到了波斯伊利汗的朝廷，讲述了他旅行的情况，它们被人用叙利亚文抄写下来，名为《蒙古诸汗派往欧洲之特使和全权代表列班扫马行状》。列班扫马之行，特别是他送给英王圣餐和亲自从教皇手中接受圣餐，说明蒙古人自入侵欧洲五十年以来，是多么深刻地改变着世界。曾几何时，众多文明被孤立分隔在各自的小圈子里，很大程度上互不了解，现在它们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统一的洲际交通、商业、技术和政治体系。
蒙古人不再使用骑马的武士和可怕的攻城装置，他们现在派出恭顺的牧师、学者和大使。蒙古征服战争的时期已经结束，而蒙古和平的年代才刚刚开始。世界形势出现了和平与繁荣的显著变化，出于对这一现象的公认，后来西方学者把14世纪命名为蒙古强权下的和平世纪，或鞑靼统治下的和平世纪。蒙古诸汗正通过和平的贸易和外交手段，努力发展与他国的商业和外交关系，这一切已不能用武装暴力来取得了。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蒙古人前仆后继地去追求他们心中的神圣目标将所有人统一在长生天之下。
蒙古商业的影响力要比他们的军队更深远，在忽必烈汗统治时期，蒙古帝国转变为蒙古公司。在整个13世纪和14世纪初，蒙古人维持着横跨帝国各境的商贸路线，每隔约三到五十公里就修筑备有各种必需品的驿站，这些驿站提供作为运输工具的牲口，还有一些向导，他们可以引领商人通过险要地带。与列班扫马出使欧洲同时、生活于蒙古朝廷中的马可波罗，以前在旅途中就经常使用蒙古的中继驿站，可能是热情过头而忽略了事实，他说，这些驿站不仅华丽和宏伟，而且陈设着适合国王使用的丝制床单和各种奢侈品。为了促进沿途的贸易，蒙古当局颁发了一种具有护照和信用卡功能的原始证件，蒙古的牌子（Paiza）是一块比手掌大的金牌、银牌或木牌，它用一根链条穿着，戴在脖子上或系在衣服上。凭着这块金属牌和一些像老虎、矛隼那样的记号，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确定旅行者的重要地位，从而提供适当的服务。牌子使持有者可以在帝国全境旅行，并保证了他的安全、住宿和交通，并使他免除当地的赋税或差役。
蒙古人拓展维护商路，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真正重视商业交流，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成吉思汗时代蒙古部落组织内部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财产共有制度，每个宗亲各得一份子，即忽必（khubi）。就像每个孤儿寡妇、每个士兵都有权得到在战争中抢来的适量物品一样，每个黄金家族成员也有权占有帝国各地的一份财富。非蒙古官员得到的是支付的薪俸，而高级蒙古官员则不然，他们拿到的是多份货物，然后在市场上把它们大部分出售赚钱，或用来交换其他商品。作为波斯伊利汗国的统治者，旭烈兀仍然拥有在其哥哥忽必烈统治之下的2.5万户中国丝织工匠，他也对西藏的山谷流域行使所有权，他还可以得到北方草原的毛皮和猎鹰，当然，他还有牧场、马匹和分配给他的住在蒙古故地的战士。蒙古统治家族的每一系，都可以要求得到属于他们的天文学家、医生、织布工、矿工和杂技演员。
忽必烈拥有波斯和伊拉克的农场，还有成群的骆驼、马匹、绵羊和山羊。一队传教士穿梭于帝国，到一地去检查货物，到另一地去核实账目。当中国的蒙古朝廷送给波斯瓷器和药物时，波斯的蒙古人要为其中国亲属提供香料、钢铁、宝石、珍珠和纺织品。作为搜集运送货物的回报，中国的蒙古人可以得到这匹货物的四分之三；不过，他们要输出相等数量的货物给其他地区的同胞。忽必烈汗引进波斯的翻译人员和医生，还有一万名俄罗斯士兵，他们是用来垦殖首都以北的土地的，这些俄罗斯人待在那里成了永久居民，他们的活动一直记录在中国的官方史书中，直到1339年最后一次被提及。
尽管家族各系之间为争夺大汗之位而产生政治分歧，但是经济和商业系统继续正常运作，只有短暂的中止或因零星的冲突而走了弯路。有时甚至在战争期间，对抗的双方也允许货物的流通。窝阔台汗的孙子海都，是中部草原的统治者，他经常反叛其堂弟忽必烈，尽管如此，海都也仍旧拥有中国南京周围的大量工匠和农夫。在反忽必烈汗大会期间，海都要求运回他在南京的货物，可能是出于交换，海都允许忽必烈从草原部落索取属于海都的马匹和其他货物。蒙古帝国的政治版图主要分成四个部分中国、莫卧儿斯坦、波斯和俄罗斯，这丝毫没有减少他们相互之间的货物需求。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政治分裂反而增强了他们维持古老的财产共有制度的愿望。假如一个汗拒绝把他人的份额交给其他家族成员，那么，其他人也将拒绝把各自境内属于他的份额送给他。共有的经济权益远胜于政治纷争。
经常性的财产分配活动逐渐使蒙古的战争线路变成了商业大动脉。通过不断扩大的蒙古驿站系统奥托（ortoo）或牙木（yam），马队或驼队把各种消息、人员和货物从蒙古送到越南，或从朝鲜半岛送到波斯。随着货运的增长，蒙古当局试图找到比旧有传统路线更迅速更便捷的路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忽必烈汗于1281年发起一次重大的探险活动，以查明黄河（蒙古人称之为黑河）的源头并绘制成图，学者再用这些信息制成一幅详细的黄河地图。探险队开发出一条从内地通往西藏的线路，蒙古人以此将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纳入其邮路系统。在蒙古时代，这些新线路使西藏与中国内地在商业、宗教和政治上的联系空前加强，远远超过西藏与其他地区的联系。
在军事战争期间，蒙古官员总是竭尽全力去寻找关于敌人营地或城市的精确地图、地图集和其他地理书。在忽必烈统治下，学者综合中国、阿拉伯和希腊的地理学知识，创立了闻名于世的、最精密的绘图法。忽必烈汗引进很多阿拉伯地理学者，如著名的札马剌丁，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工匠们于1267年为忽必烈制造出地球仪，上面绘有欧洲和非洲，还有亚洲及相邻的太平洋岛屿。
尽管最初的商业路线是通过军事征服战争开辟的，然而不久人们发现，虽然军队依靠战马可以在陆地上快速穿梭，但数量巨大的货物还是以水运为便。蒙古人拓宽延伸大运河，使它连接黄河与长江，以便更远、更有效地把谷物和其他农产品运往北方地区。他们将中国的工程技术应用于新环境，在全国建造水利设施。在云南，蒙古地方官修建十几个与沟渠相连的堤坝和水库，它们一直保留到现代。
对日本和爪哇用兵的失利，促使蒙古人更多地关注造船业，在他们的军事努力失败时，他们就把这些知识用于和平的商业目的。忽必烈汗作出战略性的决定：主要用船把货物运进他的帝国，因为他意识到，水路运输依靠风和水流，所以成本低，更有效率。相比之下，陆路运输依靠人力和畜力，他们需要不停地喂养，而且速度慢。最初，蒙古人用船运送三千吨物资，但至1329年，运力已达二十一万吨。马可波罗回国时从中国坐船到波斯，他描述说，蒙古船队有四艘桅杆大船，乘着三百船员，还有六个船舱中带着各类陶器的商人，其人数也差不多。根据伊本拔图塔记载，为给船员们提供新鲜食物，有些船甚至还在木盆中种上成活的植物。忽必烈汗不断建造适于远航的大船，便于装载重负荷的货物，还修建港口，供货物搬运。蒙古人推广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学会制作精密的航海图。从中国南方的刺桐港（泉州）到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条线路成为远东和中东的主要航线，被马可波罗和伊本拔图塔及其他人使用。
船队沿途还停靠在越南、爪哇、锡兰和印度的港口，每到一处，蒙古人就会得到大量的货物，如蔗糖、象牙、桂皮和棉花，这些东西在蒙古国内是不易出产的。从波斯湾出发，船队进入蒙古势力影响之外的地区，继续与当地进行正常贸易，换取来自阿拉伯半岛、埃及和索马里的琳琅满目的货物。这些地区不受蒙古体制的影响，其统治者和商人没有采用共有制度来分配蒙古的货物；而蒙古当局却与他们建立起长期的贸易联系。正如蒙古在征服战争中表现的那样，在其卵翼之下的附庸国，成为蒙古在商业上的有力竞争对手，他们开始取得印度洋地区贸易的支配权。
为把贸易延伸到蒙古政治势力之外的新地区，蒙古人鼓励一些臣属地区特别是中国南部，向外移民并在外国的港口建立贸易点。纵观整个蒙元王朝统治时期，上千中国人离乡出海，到越南、柬埔寨、马来半岛、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岛的沿海地区定居。他们大多从事航运贸易，像商人一样往来于通向港口的江河上，但他们也逐渐地扩大到其他行业。
为更直接地通往欧洲市场，不再远距离绕道南方的伊斯兰国家，蒙古人鼓励外国人在帝国边缘的黑海沿岸建立贸易站。虽然蒙古人最初袭击贸易点，但早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的1226年，他们就允许热那亚人维持克里米亚的贸易站卡发，后来又增设一个站点塔纳（今俄罗斯罗斯托夫以南、顿河河口南岸译者注）。
为保护这些陆海贸易站，蒙古人不断追捕海盗和劫掠者。在1340年出版的一本商业手册《贸易实践》中，佛罗伦萨商人弗朗西斯科白度西佩戈洛蒂强调，通往蒙古契丹省（指元代辽阳省，包含今黑、吉、辽和内蒙古东部译者注）的道路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都是非常安全的。
新贸易线路的开通，使因蒙古入侵而遭到普遍破坏的波斯、伊拉克的制造业联为一体，也为中国的制造业创造机遇。蒙古人征服中国所产生的破坏力，远小于他们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忽必烈迫切要求把传统的中国陶器输入上述市场，也需要将伊斯兰和印度的技术广泛地引入中国。通过共享分配，蒙古皇族控制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量产品，但他们要依靠商人阶层运输和出售这些陶器。蒙古人从武士变成了食利者，但他们却没有使自己变成商人的能力和显著愿望。
蒙古精英阶层与贸易的紧密联系，表明他们与传统的明显决裂。从中国到欧洲，传统的贵族一般都鄙视商业活动，认为它们是有损尊严的、肮脏的，而且通常认为它们是不道德的；工商业的重要性被列在出仕和信教之下。而且，这一时期的欧洲处于封建社会，其经济观念就是，每个国家应该自给自足，还有，每个领主的领地应该尽可能实现自力更生。留在领地内的任何货物，不是为耕地农民换取其他物品，而只是为贵族家庭或教会购买珠宝、宗教圣物和其他奢侈品。封建统治者总是利用农民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生产粮食、栽培树木、制造工具、纺织布匹，他们几乎不可能为农民去交易。在封建制度下，对输入物品的依赖，标志着一个家庭的破产。
传统的中华帝国在数个世纪的抑商环境下运作。他们边界上的城墙，成为限制贸易的重要手段，事实上也是保持国家财富完整并将其留在城内的重要手段。对这些统治者来说，放弃商贸物资就等于向邻国进贡，他们企图尽可能避免出现如此情况。商人的地位仅高于盗贼，这是中国文化的偏见，蒙古人直接冲击这种偏见，他们正式把商人排在所有宗教和职业之前，仅次于政府官员。儒家学者的地位迅速跌落，蒙古人迫使他们从传统中国社会的最高层下降到社会的第九等，即在妓女之下，仅高于乞丐。
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蒙古人认识到，在某地习以为常和理所当然的东西，在另一地就成了异乎寻常和有销售潜能的物品。13世纪后期的几十年成为狂热地寻找新商品的时期，这些新商品能在不断扩大的蒙古商业网内出售，或者用来交换旧商品，再以新的途径将旧货销售。从染料、纸张和麻药到开心果、爆竹和毒药的每一样东西，都有潜在的买主，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而蒙古官员似乎必须找到那些可能成为买主的人及其居处。为适应市场的整体需求，中国的工场最终不仅要为世界市场生产传统的中国瓷器、丝织工艺品，而且还要为专门市场增加全新的品种，包括制作刻在象牙上的圣母玛利亚像和幼年基督像，出口给欧洲。
蒙古人促进贸易的发展，通过征收地方上的产品，并为它们找到国际市场，蒙古人引进许多新的纺织品。这些纺织品的来源仍可以从它们名称的词源上看出来。有一种特别平坦光滑的丝绸，在西方称之为satin（绸缎），它的名称取自于蒙元王朝的刺桐港（Zaytun，泉州），马可波罗就是从那里起航回国的。还有一种高档的装饰布料，叫作damask silk（锦缎），其名称来源于大马士革城（Damascus），大多数从波斯伊利汗国来的商队都要途经大马士革去欧洲。马可波罗提到另一种产于摩苏尔（今伊拉克北部城市译者注）（Mosul）的精细布料，它在古法语中叫mouslin，然后在英语中称为muslin。
甚至许多微不足道的东西也可能产生高额利润。新商业促使纸牌游戏迅速流行，因为商人和士兵发现，纸牌很轻、容易携带，是一种有趣新奇的消遣活动。象棋和其他棋盘游戏需要带笨重的棋子，相比之下，士兵或骑骆驼者可以随身携带一大包纸牌。新行情刺激着更快、更便宜地生产纸牌的需求，而雕版印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此方法通常是用来印刷宗教经文的。纸牌印刷的市场要比经文印刷广阔得多。
历史上大多数征服性帝国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被征服地区。罗马人把拉丁语、他们的神，和他们对酒、橄榄油的偏爱强加在人们头上，他们甚至把小麦种在它无法生长的地方。从土耳其的以弗所到德国的科隆，每一座罗马城市的市内布局和建筑风格，从市场、道路到圆形支柱或门道的细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在其他时代中，英国人在孟买盖起都铎式的建筑；荷兰人在加勒比海建造风车；西班牙人以自己的风格，在从墨西哥到阿根廷的地区修建大教堂和广场；美国人在从巴拿马到沙特阿拉伯的地区建立别具特色的居民区。只有对某处的实物遗迹进行研究，考古学家才能追溯印度、阿兹特克、马里、印加或阿拉伯等帝国的发展情况。
与此相比，蒙古人对被其征服地区的践踏要轻得多。他们没有给那些地方带去与众不同的建筑风格；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强加于被征服地区，因为在更多情况下，他们禁止非蒙古人学习蒙古语；蒙古人没有强迫人们种植外来作物，也没有强行改变臣民整体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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