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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不用于一般古代史书的写作方式,不以时间和人物为主线,而以历史现象为主线,将中华几千年来的文明分成不同的板块进行论述剖析,目的在于发现历史现象背后的规律和真相,给读者以启迪。
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而不是纠缠于具体的历史纠葛,以更高的视角观察和评述中国人曾走过的历史沧桑,文明的源流不会中断,发展的脚步在历史的脚印中已经被铸就,重温我们的文明发展史,就是让我们在文明的进程中走得更加牢稳。
历史的真相会在理性的抽丝剥茧的分析中展现出来,在本书中,将传统的历史观点局限一一揭开,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出来的是权力的真相、人性的困境、民族的性格、中华文明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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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站在人类文明的视角高度,跨越时间和空间以及固定的人物,以种种历史现象为主体,旁征博引,纵横交错,全面、通俗地分析了中华文明的种种现象,更重要的是分析了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试图给读者一个更加直观、透明的历史真相。
内容涵盖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包括:神话传说、诸子百家、士精神、中央集权、帝王功业、改革、农民运动、君权、易学、汉传佛教、中医、科技、理学、启蒙等等,是一部简明但深刻的“中华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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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夏凡,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知名学者,曾赴美留学十年,涉猎广泛,长期从事中国政治史、经济史与文化史研究。他继承了范文澜、吕思勉等人的治学传统,博采现代史学家之长,擅于挖掘历史的细节,探索深层的人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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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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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前言
前言:反刍历史,与灵魂相遇
第1章:远古的真相
——神话与遗址的交织
考古的贡献
神话传说的演绎
是什么导致了历史失真
第2章:诸子百家
——中国思想的源头
儒家
道家
墨家
法家
兵家
名家与阴阳家
其他
第3章:士精神
——中华民族的脊梁
何谓“士”
士精神的起源
忍辱负重的典范
士为知己者死
侠义之士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第4章:政权运转的基础
——中央集权郡县制反思
千古不变的政局
刻薄的商鞅
六国与统一擦肩而过
秦朝为什么要集权
中央集权郡县制的演变
历史循环往复的怪圈
第5章:帝王功业
——光环背后的血腥真相
血色残阳
秦皇与汉武
天骄成吉思汗背后的血腥
“大头症”杨广
如何审视帝王的功业
第6章:改造社会的悲剧
——改革为什么难以成功
王莽改制,人格分裂的局限
北魏孝文帝改革,急功近利
王安石的变法死局
张居正最后的挣扎
第7章:失重的天平
——君权与相权的博弈
从“萧规曹随”到汉武内朝
东汉的尚书台阁
“杜断房谋”与“三权分置”
宋代劝谏文化的形成
明朝内阁与清朝军机处
第8章:农民运动
——被诅咒的历史怪圈
张角的黄巾起义
黄巢与李自成
成功的刘邦和朱元璋
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哪里?
《水浒》只是一个民间梦想
第9章:政治的阴暗面
——专制下的政治丑态
母后政治
外戚政治
宦官政治
酷吏政治
军阀政治
奸臣政治
第10章:东方神秘主义
——周易文化浅说
易经
汉代易学的发展
风水学与郭璞《葬经》
宋人的贡献
第11章:汉传佛教
——“禅”的智慧
佛教的基本教义
鸠摩罗什
达摩与萧衍
玄奘
慧能与禅宗
佛教流派与禅的精神
第12章:隐士风度
——出世还是曲线济世
隐逸思想的来源
竹林七贤的带动作用
佛道合流的出世情怀
隐士的贡献
第13章:中医的独特人文
——阴阳五行的生命观
天人合一
阴阳五行理论
中医经典
针灸与经络穴位
中药学
历代医家的贡献
第14章:中国古代科技
——辉煌后停滞不前
天文历法、数学与农业
石器、陶器、瓷器与冶金
交通、地理、建筑与纺织业
四大发明与用于战争的科技
中国科技停滞不前的原因
第15章:宋明理学
——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精神家园
宋明理学的发端
北宋五子
朱子学说
陆王心学
对理学的褒贬不一
第16章:异端与启蒙
——重压下的异端学说
汉代经学的不同声音
离经叛道找不到出路
明末清初的思想启蒙
思想与现实之间难解的死局
第17章:帝国的惶惑
——面对工业文明不堪一击
到底谁是卖国贼
林则徐真能救国吗?
鸡说鸡语鸭说鸭话
谎言帮与叶名琛的无奈
日本人的选择
清议与反思
第18章:命运走向何处
——崩溃前的最后挣扎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能否救中国?
“洋务运动”在救国与误国间徘徊
“戊戌变法”的真相
义和团——政府荒唐与民间荒诞
清末立宪——被忽视的正面改革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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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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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国古代的史书通常分为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分别以时间、人物和事件为主线展开叙述,后来受西方史学的影响有了各类通史、断代史、人物传记或对历史事件的专门描述,但大体上还是遵循着上述原则。应该说本书的结构并不是一本历史书,它是将一种历史现象提出来,跨越时间和空间以及固定的人物,目的在于探索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譬如:中央集权的秦政体、自上而下的改革、农民运动、君权与相权的博弈,等等,关于每个历史现象的分析构成一个章节,于是就形成了全书的结构。
第一个版本叫《历史从来都有真性情》,我曾讲是在一种静思状态里写成的,似乎是一种闲论或者对历史的反复思考。我很想脱离开具体的历史纠葛,试图站在文明发展的角度上,以一个更高的视野来观察和评述中国人曾经走过的千年风雨沧桑。或许我们的未来就在祖先的脚印中被铸就,因为文明恰如一条大河很难强行阻断,一旦形成趋势就会像河流一样一直奔流到海。
非常感谢贵州人民出版社能够再次出版这本书,与第一版较为注重政治论述相比,《镜子里的中国——三千七百年中华文明的历史与现实》更加全面。第二版增加了六个章节的内容,分别是:诸子百家——中国思想的源头、东方神秘主义——周易文化浅说、汉传佛教——“禅”的智慧、中医的独特人文——阴阳五行的生命观、中国古代科技——辉煌后停滞不前、命运走向何处——崩溃前的最后挣扎,尤其补全了在文化和科技方面的欠缺。最后一章《命运走向何处》主要论述近代部分,天朝体制下生活了两千余年的中国人,当面对强大的西方机械力量时,他们的惶惑和所做出的努力。
非常感谢臧云鹏先生对本书出版的贡献,也感谢我的家人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更感谢读者们对本书的批评指正!
夏凡
文摘
是什么导致了历史失真
中国人是文字产生很早的民族,夏商周的君主做事都要占卜,看天意如何,以取得鬼神的支持。卜筮需要卜官的记录和验证。因此,从商代开始,甲骨文就详细记载王室每次算命的活动,由此带来了史学的早熟和发达。纵观世界,只有中国才有各个朝代非常完整的历史记录,同时发展出了谱写真实历史的史学精神。
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国人著史的精神: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崔抒杀了齐国的国君齐庄公,旁边的史官记上“崔抒弑君”。崔抒很不高兴,这不等于说他违法不忠嘛,于是杀掉这个史官。秦统一以前,中国的职业很多都是世袭,这个史官死了,他的二弟就来接任。出乎崔抒意料的是,他二弟仍然写上“崔抒弑君”,崔抒发了狠,又下令将其二弟斩首。没想到这个家族的三弟还是不屈不挠地写上“崔抒弑君”四个大字,崔抒杀人杀厌倦了,长叹一声,随便史官怎么写了。好在这个家族兄弟众多,四弟预料哥哥还会被杀,于是前仆后继地跑来送死,路上得知他三哥保住了性命,这才回家。应该说,学者这种精神是历史真实性的保证,同时也说明了保持历史原貌是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研究古史的困难,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如果学者们都像崔抒史官那样宁死不改一字,就很少会有历史之谜的存在。口口相传固然容易走样,但真正误人子弟的还是有意的曲笔。历史需要老老实实的科学实证,必要时还要能够献出生命去维护。导致历史失真的缘由主要有哪些呢?
将古史人化的史学观
我们看《史记》中的《五帝本纪》,会产生一种印象,好像中国的远古史就是黄帝、颛顼等五个人的历史。所有朝代的帝王和联盟酋长都是黄帝一个人的后代,所有文明的成果也都是黄帝一家子还有几个大臣共同创造的,这无疑是虚幻的。这种史学观是把国民的历史变成了帝王的家谱,造成了后世史学如跟屁虫似的只知道记录帝王将相们的一言一行。渐渐地,人民成了供统治阶级驱使的木偶,仁慈只是自上而下的施舍。这是中国史官作史最大的误区。
春秋笔法
孔子在删编完《春秋》后曾经说了一句话: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意思是:明白我苦心的人是通过读懂《春秋》,而怪罪或批评我的人也是因为这本书。孔子的感叹是他为尊者讳的曲笔,隐恶扬善固然是好,但却不是历史学应该遵循的原则。然而这还不是最致命的,孔子没有想到从汉代起他的理论就被改造成为统治意识,正统观一旦形成,一切思想和史学都必须为了统治阶级服务。从此他的书成了圣书,只准相信不准怀疑,错误也只能将错就错了。
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开山之人,他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诸子百家,于是他们多凭想象或根据学说的需要想当然地杜撰、编排古人的行为。他们把古代描绘成黄金时代,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复古中解决。其实,诸子们并不是真的在写黄帝或者尧、舜、禹,而是借大家公认的一个古人之口,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就像《庄子》中写了一大堆孔子的行为和事迹,如果当真的话,那就搞不清孔子的真面目了。因为百家著作中所写人物的年代都很久远,时间一长以讹传讹,渐成真假难辨。
儒家自编古史系统造成误区
现代学者顾颉刚写了八册《古史辩》,对传统史学观进行了整体的批判。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认为,时代越后则把古代史越向前提,周代时最早的古代帝王是禹,孔子时有了尧和舜,到了战国时期,又冒出黄帝和炎帝神农来,秦朝上溯到了三皇,汉代更是要算到子虚乌有的盘古了,这个系统的形成大概在于从战国到汉代儒家学者们的集体编辑。他以怀疑的态度指出儒家六经并非孔子“托古”之作,作为信史的价值不大,明确提出中国的史学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大一统”的观念。
削足适履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将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是针对欧洲历史的划分,中国历史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社会形态与欧洲比较大多并不相同。
举个例子,最显著的争议可能就来源于中国有无奴隶社会上。按照奴隶社会的定义,它是原始社会瓦解后的剥削社会,以国家和私有财产的产生为标志,形成了奴隶和奴隶主两个对立的阶级,以奴隶主占有奴隶的人身,实行超经济奴役为主要特征。马克思寓意的奴隶社会主要指希腊和罗马式的城邦制国家,他们通过战争将其它部落的居民变成希腊人或罗马人的奴隶。如果分析夏、商两个王朝,皆是部落联盟式国家,中国先祖是“共主”的思维而不是征服的理念。夏、商两个政权均属农耕社会,井田制的自耕农是国家主要经济支柱,并不靠劫掠人口以及奴隶们的劳动来维持。
希腊和罗马都是海边国家,海上贸易是立国的根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需要不断发动战争,没有战争就没有奴隶的来源。纵观夏、商王朝,每个长达五百年上下,大规模的战争征服并不多。周边小邦国的诸侯们只要接受夏禹、商汤等王名义上的领导即可,偶尔陪着夏桀、商纣打打猎,进贡个妹喜或妲己这样的美女就行了,并没有明显的奴隶输送。商部落打败夏王朝后,并没有把夏族人全部沦为奴隶,而是建立一个封国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只是夏王由“天下共主”变为一方诸侯而已。周朝也是如此,商纣王的儿子武庚还被继续立为商国首领,与周武王姬发的弟弟管国国君姬鲜、蔡国国君姬度、霍国国君姬处地位相同,商人绝非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隶。
有学者按考古发掘情况将中国分为古国、方国到帝国三个社会形态,也有学者以秦统一为分界线将中国划分为邦国和帝国两个时代,两个观点大体是一致的。周代的社会形态与欧洲的封建社会最像,应该说,封建制度主要停留在邦国时期。秦代以后的中央集权制帝国,是在破坏周朝分封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与欧洲的封建相比差别就很大了。由此看来,在中国找不到一个朝代可以对应上奴隶社会,而自秦到清延续两千年的政体模式则是我国独有的。
“御用”对历史学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统治者大多与崔抒类似,一边干着坏事,一边怕受到后世谴责,最后的一招就是篡改历史。偏偏有一些无聊文人,在专制淫威下为当权者服务,史书中颠倒黑白的记述很多,只有坚持科学与独立的思考才能明白真相。举个例子,明朝初年的宰相胡惟庸,他的被杀就是很典型的冤案,但明史仍然把他放入奸佞传里,似乎朱元璋的滥杀无辜是有理由的。笔者并不认为胡惟庸一定是个好人,然而无论好人做坏事、还是坏人做好事,都应秉笔直书。人性是复杂的,历史也自然复杂,学术应该客观而真实。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摸索
谈及夏、商、周三个遥远的王朝,不得不让人关注一项历史学研究,这便是国家组织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按照古代史书,最早的年代只能推演到公元前841年,既西周共和元年。这个工程的目的在于搞清西周与夏、商时期各王的在位时间,列出一个具体的历史年表,应该说这样的愿望是好的。公元2000年,公布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零零零年阶段成果报告》和《夏商周年表》。结果发布后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讨论,其中华裔美国学者蒋祖棣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所述年代提出一些疑问,此处我们简略叙述一、二。
蒋的文章名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主要提出了两个观点:
一是关于碳14测年代的问题。据科学测试,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只有68.2%的置信度,而其他的测试方法可以达到95.4%或99.7%的置信度。断代工程使用低置信度的测试方法大概有一个目的,可以缩小时间跨度。以武王伐纣为例,关于具体哪年有四十余种意见,用68.2%置信度计算法可以使置信范围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掉这四十多种说法中的绝大部分,也就是说断代工程的学者们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而牺牲一部分置信度。
二是关于湖南澧西考古发掘的问题。在考古挖掘中,土层的深浅表示不同的年代,出土的文物可以通过碳14测定计算出大致的时间来。碳14测定作为朝代较为笼统的早、中、晚期标志是可以的,而一旦当成新王即位之年的精确计算,依据就显得不是很科学了。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老王在世时用的物品,新王即位后也可能接着用,不会每次新王登基后把全部家具、物品都换成新的。
中国的古史像一座巨大迷宫,等着后人不断地发现和辨别,《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表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考古检验,才能逐步成为定论。学术研究需要平静的空间,有很多历史之谜苦思冥想不得其解,一个偶然的发现或许会使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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