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力量：精神分析取向》 - 阿琳·克莱默·理查兹著；刘文婷，王晓彦，童俊译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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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女性的力量：精神分析取向

書城自編碼： 2987864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心理學→心理学理论与研究
作者：阿琳·克莱默·理查兹著；刘文婷，王晓彦，童俊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519225537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 2017-05-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520/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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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从现代史中可以发现，我们一般以社会分配的角色来辨别性别，比如，女人要温柔男人要坚强。
而在后现代，我们是以内心的幻想来辨别性别的，比如，我是一个强大或弱小的人。
作者阿琳克莱默理查兹博士是临床心理学家，是精神分析师，是北美女性发展研究的领军人物，她之前的作品《穿越孤独》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可，目前这部女性心理学巨著《女性的力量》，对于我们当代女性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內容簡介：

《女性的力量：精神分析取向》是心理学领域的一本高端科普图书。精神分析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学派，创始人是弗洛伊德。当代精神分析理论已经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扩充。本书作者阿琳克莱默理查兹博士就是当代精神分析学的一位杰出代表人物。作为一位女性，作者尤其关注女性议题。在书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有关女性发展、创造力的深层精神分析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从她们个体性和社会性的体验出发，产生出如此多样的生活，并且看到女性发展的多样性，也赋予女性更多可能性。
阿琳克莱默理查兹博士精于思考，积极探索心灵，并在咨询室中进行实践、教学、督导及写作的过程中，找到答案。《女性的力量》一书中包含她的突破性想法，通过二十八个篇章，让读者明白一个女孩如何成长为一个女人，并带领读者从当下出发去找到女性的力量，更让我们理解了个体的差异比相似更让人惊喜，因为人类有着迷人的多样性。

關於作者：

阿琳克莱默理查兹（Arlene Kramer Richards）
教育学博士，美国精神分析训练与研究中心研究员、培训与督导分析师，当代弗洛伊德学会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培训分析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员。同时，理查兹博士还是美国心理学会第39分会前任主席，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研讨会进一步理解孤独与孤单联合主席，主要编著的作品包括：《穿越孤独：精神分析师眼中的孤独与孤单》《女性的力量：精神分析取向》等。

南希古德曼（Nancy R. Goodman）
哲学博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FIPA）会员，当代弗洛伊德学会（CFS）华盛顿项目和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培训与督导分析师。CIPS活现研讨小组主持人，CFS终身教员。

第一部分女性发展
引言 003
第一章女性的力量？ 006
第二章我们曾去过哪里，我们将走向何方 016
第三章希尔达杜利特尔和双性恋 022
第四章弗洛伊德和女权主义：一份批判性评鉴 055
第五章原发性女性特质和女性生殖器焦虑 082
第六章括约肌控制和生殖器感觉对女性身体意象
和性别认同的影响 103
第七章希尔达杜利特尔和创造性 121
第二部分倒错
引言 143
第八章对倒错的重新审视 147
第九章女性时装：快乐、倒错或性反常 166
第十章倒错之苦亦是其治疗之源 189
第十一章倒错性移情和精神分析技术 195
第十二章女性恋物癖和女性倒错 212
第十三章痛苦的浪漫：一个女人的电话倒错 226
第三部分孤独
引言 249
第十四章普鲁斯特的小说、一个临床案例，以及势利眼、
偏见和爱的心理学与社会学因素 251
第十五章普鲁斯特与爱的渴望 266
第十六章孤独与独处的酸甜苦辣 286
第十七章关于孤独：对自身攻击性的恐惧阻碍了亲密 301
第四部分精神分析技术
引言 319
第十八章如何设定治疗频率以产生分析性体验 321
第十九章二十一世纪的谈话治疗：电话精神分析 332
第二十章培训式分析与培训分析师现状：我们身处何方？ 336
第五部分电影
引言 353
第二十一章赌博、死亡和暴力：好莱坞看拉斯维加斯 360
第二十二章电影《慕尼黑》 380
第二十三章从女孩到女人的成长 394
第二十四章火柴人：心理惊悚与治疗的悖论 403
第二十五章《本能》中的美杜莎 411
第二十六章赌博和死亡 423
第二十七章可怕的女人：从《本能》及《朦胧的欲望中》
看拉丁和盎格鲁女性的性欲观 434
第二十八章女人想要什么？伊南娜和女人的力量 451

內容試閱：

中文版推荐序

母性之爱、有毒之爱、情欲之爱关于中国女性的生存与精神
（在三八妇女节的演讲）

母性之爱、有毒之爱、情欲之爱这个题目有点大，三者中任何一个，都够写一本书的。所以，我只是就这些问题建构一个大致的框架。在此我也告诉大家一个信息，2017年4月20日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女性大会将第一次在中国召开，由武汉市心理医院，也就是我所在的医院来承办。这是深度心理学第一次在中国开这样一个关于女性的大会，里面内容很丰富，而且来的都是世界级的讲者，有非常精彩的关于女性特别是中国女性的演讲。

中国女性百年发展史

现在回到我的主题，首先我们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来理解这个主题，我觉得我们至少要回顾近百年来中国女性的发展史，当然这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
我们如果离开了这个时代背景来谈中国女性的问题，来谈这个主题，我觉得那会不好理解，也是失之偏颇的。如果抽离这个时代背景，我们没有办法去谈母性、去谈爱，也没有办法去谈有毒的爱。所以我想提醒大家，要关注我们的这段历史。在这里谈到历史，我记起一个小故事。那就是20世纪90年代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我读了一本书。这本书网上已经有了中文版，作者是张邦梅，她是张幼仪（徐志摩前妻）的侄孙女，一个华裔美国人。这是她的学位论文最后成书发表，取名为《小脚与西服》。当时，我记得是在哈佛大学大门对面的书店看到的，我被深深吸引，就坐在书店的地板上看了一天的书。

这本书里当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张幼仪在跟徐志摩离婚之后，还那么全心地服侍徐志摩的全家，甚至陆小曼没钱用的时候也找她。那么这个作者，就是张幼仪的侄孙女，这个华裔美国人是很难理解她的。她分析为什么张幼仪这么受虐。实际上张幼仪最后成长为一个非常优秀、独立自强的女性，这是后话。但是，她有那么受虐的历史。这本书里有一个张幼仪的成长背景：她出身于有名的封建大家族，家中兄弟姊妹十二个，其中八个男孩、四个女孩。但是当别人问张妈妈家中有几个孩子时，张妈妈总是回答八个！张邦梅的书中有个标题是：In China, Women means nothing！

我想这就是我们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一段历史，我们不能忽视这段历史。现在要稍微提一点，这样一段封建历史，到了1949年之后有一个非常大的变革，那就是毛主席给中国女性带来的翻身解放、扫盲，女性能顶半边天。这个功绩有多大不容置疑，但是，同时又把女性放到一个全能的位置。跟男性同工同酬的同时，还鼓励女性做一位英雄的母亲，就是生很多很多的孩子，一位女性怎样才能两者兼顾呢？我在这里不多言说，我有一个专门的论文在女性大会上谈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谈历史，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物质生活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丰富。但同时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大量女性回归家庭，做全职主妇，就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匮乏时期长大的母亲纠缠于一个物质极度丰富时期的独生子女。当然也有匮乏的父亲，但我们今天不谈父亲。

我们知道，心理学有一个常识，就是每个人都有无数次可以重新成长的机会。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自己先天不好，成长不好，或者童年、青少年有创伤，但是随着我们的孩子出生，随着我们养育他们，我们就会再有一次机会，修复我们自己的创伤。不过，如果你的创伤非常大的话，那么随着孩子出生也可能激活你做孩子时的创伤，这样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可能你的所思所念所感都是你过去的情节，你体验的就是你自己，并将这个体验到的自己当成你的孩子。对此，心理学的术语叫作投射。

前面说，如果你早年有很大创伤的话，你孩子的出生可以激活你在你孩子这个时期的创伤。这个时候可能你就没办法关注你的孩子，而且还可能会有很强烈的、对这个孩子的无意识的怨恨。这个无意识的怨恨是：我这么贫苦，你还要我付出，我拿什么给你？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产后抑郁。暂时把这个话题放在这里，我们先说一下什么样的爱是健康的爱。

母性之爱

前几年，我在美国纽约接受培训的时候，接触到了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一个非常伟大的美国女性心理学家西尔维娅布洛迪，她今年105岁了，很健康。她从1964年开始，发起了一个历时三十年、有七十六位受访者参与的研究，就是从这七十六人出生开始，一共进行三十年的跟踪随访。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之类的机构资助她的这个项目。我们已经翻译出来这个研究项目的一本书《情感依附》，在中国卖得很好。研究人员们想要弄清楚，什么东西在孩子的成长发育中是最重要的呢？我在这里念一段：

在琼四个月大的时候，母亲把她抱在肩膀上。她们的目光跨过操场，投向正在给她们照相的父亲。母亲这个时候用鼻子蹭着孩子，孩子开始流口水，并且嘻嘻哈哈地笑。然后这个孩子把目光转向了母亲，就在同一时间，母亲的注意力却被其他东西吸引到了别处，她没有看这个孩子。这样就导致母女俩的眼神没有相遇，孩子脸上的笑容就逐渐消失了，僵在那里，目光也变得比较呆滞，脸上没有了表情

心理学家们认为这种母女间的眼神交流，是孩子成长的最早的一个动力。这个眼神的错失，肯定会给孩子留下阴影，孩子会因为无法感受与母亲的情感联结而陷入沮丧之中。现在很多婴儿观察都有这样的情形，孩子会僵在那里。对于刚刚生下来的那些小婴儿，母亲的眼光是很重要的。我自己有一个体验，这有点像芭蕾舞演员在舞台中心跳舞，这个聚光灯要一直跟着她转。一个孩子被送到人世的时候，母亲眼中的光辉就是孩子成长的源?泉。

心理学上有个提法叫作恰到好处的（good enough）爱，什么叫恰到好处呢？母亲只要是在探索、在关注就够了。这个孩子在哭，可能是他太热了，可能是他饿了，可能母亲两者都找到了，但他还是在哭。没有关系，母亲不要焦虑，只要保持这种探索，实际上母亲的眼光聚焦在他那里就够了。很多时候，孩子不停地啼哭（当然要排除生理上的病了），其实就是因为孩子一哭，母亲就慌了，就焦虑了，这种信息传递给了孩子就造成恶性循环。我觉得中国母亲不是good enough，而是too good，就是做得太满，任何事情面面俱到。当然我说的这个研究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它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是西方文化的视角。那么，东西方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觉得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建立了一个将心比心的心理。但是，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心理学是要关注他者的。比如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说过，现代人际交往的黄金定义是同理心，要能将自己的脚放到别人的鞋子里试试。

孩子从四五个月、五六个月大开始，实际上他的成长之路就是为了摆脱母亲，就是挣脱母亲的怀抱。神经心理的发展也是这样，他开始只躺着，后来能够坐起来，坐起来他就爬，爬了之后他就会走。远离母亲，最后上幼儿园、上学校都是一个远离的过程。我们说整个神经系统发育成熟要到十四五岁，这之前母亲对他更多是呵护和保护。你要放他，但是你也要保护他。那么到十五岁左右，到了青春期，孩子产生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要离开母亲。我们说真正的母性之爱，就是要给孩子授权，让他们不为背叛你而内疚！阿琳在《女性的力量》这部著作里，用大量案例提到弗洛伊德对他的所有女性病人授权，让她们或反抗他或超越他。阿琳同时认为，这是精神分析的精髓所在。
说到这里我还想要提一下，就是现代的女人和古时候的女人是不一样的。现代女性活得长，1949年前女性死的时候很年轻，平均寿命很低，因为很多人在生产的时候就死掉了；现在女性活得长，在大城市女性的平均寿命有八十多岁了。这样女性从停止生育到死亡，可能中间有长达三十年的时间，还不止。也就是说，从不需要抚养孩子到死亡，她有长达三十年的时间，而且现在的女性只有一两个孩子，不像我们的父母辈那样。
实际上女性不生孩子，不怀孕，就获得了很多自由，女性活得又长，经济条件都还很好，比以前好多了，那么现代女性就面临这些改变导致的对新的欲望和梦想的探求，随着欲望而来也会有恐惧，这些是跟传统女性不一样的。我自己观察，我的外婆、我的母亲、我自己和我的女儿，在这四代女性身上我发现的是每一代女性都在跟随这个社会进步，在追求独立，一代更比一代好。对于其中最新的一代，你会说她们碰到了大好时光，但同时也会有更多的焦虑，因为前面的路都是新的自我探索，我们的前辈并没有留下女性独立的遗产。

有毒之爱

我们总是歌颂母爱多么伟大，但实际上无论男孩还是女孩的内心都身怀一个母亲会吃了自己、杀了自己的恐惧。大家想想，这个女人多牛啊，她给你生命，你依赖她成长，你没有她就活不下去。对这样一个人，你同时也会觉得，她也可以拿走你的生命，我想这就是孩子对母亲最深刻的一个恐惧来源。所有的孩子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只要是人类，他从被母亲生下来那一刻开始，用弗洛伊德的话说，从子宫出来剪掉脐带开始，他实际上就从一个生物的人开始了心理的人的成长过程。那么，在这个心理的人的成长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实际上是与母亲分离。孩子要离开母亲，要自己掌控自己的生命，而不是由你掌控，他这一步一步的成长，走得也战战兢兢，带着背叛的内疚。
青春期的时候，这种反抗会更激烈，所有的这些反抗都是为了成长。那么作为母亲在这个时候，能鼓励孩子反抗你吗？孩子会跟你吵啊闹啊，这好像是一种暴力，但是心理学上认为，这不是暴力，这是成长的一种需要。什么样是最大的暴力呢？最大的暴力就是：在该分离的时候跟你紧紧依附在一起。
与母亲连在一起，绝不分离，这是最大的暴力。为什么孩子不能跟母亲分开呢？因为孩子内在有一种巨大的恐惧，他觉得我们刚才讲到所有成长，其实就是要反抗父母，然后往前走。孩子也会因为离父母越来越远而内疚，他觉得我背叛了父母，会有背叛的感觉。那么父母在这个时候要给孩子这种行为赋予阳性的意义，就是给他授权，这是一种成长。如此，这个孩子才走得坚决。如果孩子本来就带着这样的一些内疚，他觉得背叛父母了，父母也认为孩子是白眼狼，那孩子就难以向前迈步?了。
这就成了一种纠结的力量，分离和退缩在原点上来来回回，看不到变化，我们称之为施虐和受虐。谈到这一点，女性气质里有一个被公认的受虐倾向，从生物学上来说，女性生孩子就是受苦的，生下孩子她会快乐，所以有些人认为，女性这种生理特征构建了女性的受虐倾向。我们现在不讲生理的东西，我们讲心理的东西。我想这种受虐倾向很多是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女性处于次等地位这样一个几千年的历史中所形成的。你就是二等公民，或者你就像张幼仪一样什么都不是。

一个叛逆的孩子遇上一个有受虐倾向的母亲，就激活了这种母亲早年被抛弃的感受。所以在这个时候，她跟孩子纠缠在一个心理水平。实际上这个时候的孩子是没有母亲的，这个时候施受虐就发生了。我再强调一次，我现在讲女性的话题，没讲男性的施受虐，男性是一样的。这样的施虐、受虐从来都是同时发生的，那么我们说这样的施受虐后面是什么呢？实际上施受虐背后就是强大的分离障碍，没有办法分离，不能分离就妨碍了人类心理的发展。当个体身处恐惧，相信任何生命活力都会招致惩罚时，其生命就固着了，成长就停滞了。

我们前面谈到有毒的爱背后最重要的就是分离障碍，就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紧紧和母亲纠缠在一起。总结起来，人类实际上建立了两个自我调节和解决冲突的系统。一个是开放系统，它适应现实，其特点是可以带来快乐。它有创造力，能促进能力的发展。这个系统我们就把它称为心理健康。另一个是封闭系统，因为封闭的系统依赖于将自己当作受害者的感觉，所以基于现实的快乐超出了他的想象，被体验为对其无所不能之信念的威胁。因为他自己就是受害者，他就觉得别人都是对他不好，都是不快乐的。现实是他有时候快乐，然而这个快乐来了之后他是很恐惧的，因为这超出了他的想象，所以其自我能力的一些功能被用于维护他的防御和信念。这样一个封闭系统是所有无器质病变疼痛的来源。我们有很多躯体的疼痛就来自这样一个系统，就是不断自我强化的这种受苦受难的感?觉。

另外一点，这种有毒的爱还带着一种对心理现实的憎恨。它经常在个体的想象系统中，体现为不同的破坏水平。它的残酷程度跟现实、跟个体被唤起的对现实的憎恨强度有关。那就是现实越跟其想象不一致，他对现实就越憎恨。

说到这里的时候就要强调一点，具有这种有毒之爱的个体，她没有能力提供前面研究里提到的母亲的爱的眼神。我们说那个母亲的眼光老是跟孩子的眼光打岔，联结不到一起，所以这种有毒之爱就要利用施受虐紧紧纠缠在一起，以达到联结的目的。纠缠是为了联结，但同时他又恐惧母亲把他给吞噬掉了，他永远在建立联结和逃离联结之间循环，没有变化，也没有成?长。

情欲之爱

在这里，先要区分一下情欲之爱，sexy和erotic，sexy指性感，是正常发展、自然发展的一个结果。性感的爱，首先人要完成分化，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两个独立的个体才能发展真正的相亲相爱。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心理发展跟男性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男孩、女孩都由母亲生下来，但是男孩的发展比女孩的发展要简单一点，为什么？他由母亲生下来，他就是爱母亲的，父亲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外人。因为在男孩的心里就是，我要长得像父亲那样强大，未来才可以拥有一个像母亲这样的女性。他会向父亲学习，而放弃对母亲的爱。女孩发展的复杂性在哪里呢？她由母亲生下来，她要跟母亲分离，她要背叛母亲，然后她要发展恋父的过程，恋父的过程是把她从母亲的怀里拉开，但是她最终还是要回到母亲这边。男孩没有这样复杂。女孩首先要有一种力量离开母亲，她恋父的过程实际上帮助她发展她的女性气质，但是她最终不能老是一个恋父的小女孩，她最终的成长是要放弃恋父，回到对慈母的认同，这样她才能发展她的女性气质。这就让她比较纠结了，很多时候既要爱，又要放，还要再回来，各种各样的曲折导致女孩的心理发展比男孩的心理发展更加困难一?些。

女性只有完成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从母亲怀里分离，恋父，最终放弃恋父再回到母亲身边来，对母亲认同，发展女性气质，如此，她才能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性感的、能够去爱的、既有母性也有女性气质的一个女人。跟男性相比，女性是要比男性更多一些双性恋倾向的，因为她既爱母亲也爱父亲。我在这里指的是倾向，不是指具体的双性恋行为，而是指内在的幻想。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就成了真正的女人，一个独立的女人，这样她才有真正的情欲之爱。我们看见很多性乱的人，那些人有很多很多的恋人、很多很多的情人，等等，实际上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有一种色情性，这其实是一种防御。这种防御是什么呢？这是他的婴儿式的，或者他的人格中婴儿部分的创伤，他用一个成人的行为来防御自己婴儿式的匮乏，实际上表现为色情，但真正的心理位点还困在婴儿期，或者在乳房的那个时期。为什么要用一个成人的行为（性）来防御这些呢？因为他很恐惧，他要装成一个大人、一个成人，来掩饰早年这种婴儿式的匮乏。有很多这种性乱的人，实际上你对他深入了解就会发现，他是没有过性快感的，从来都没有过的。所以一个真正有魅力的、有性快感的女性，她有心理上、人格上的独立和成熟，这样她才能够具有女性的魅力，担担起母性的责任，以及相应的社会职?责。

对于如何认识女人，如何成为新时代的女性，我强烈推荐阿琳的这部女性心理学巨著《女性的力量》。它会刷新你的女性观，带给你关于女人的新的洞见。

童俊

教授，中美精神分析高级培训项目中方负责人
IPA认证精神分析师，武汉市心理医院副院长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
中国女医师协会心身医学与临床心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科学研究基金评定委员会CERP研究基金评定专家

女性与哲学

我们小小的传统

谈论女性与哲学，不可避免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女性这个性别是否适合哲学活动？通常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女性从事哲学，受到伤害的不只是哲学，还有女性本身。
支持这种看法的有力证据在于翻开哲学史，女性哲学家实在是太少了，连凤毛麟角也谈不上。
这的确是事实。但是，与这个事实相伴随的，是在一个更大范围内发生的、更加普遍的事实：女性从根本上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显然，哲学活动只在那些会读写的人中进行。
除了一般的会读写之外，要从事哲学活动的话，还要接受一种比较系统的学科训练，那是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才能够完成的。这种训练包括了解漫长的哲学传统，了解什么是恰当的哲学话题而什么不是；也包括培养一种聚精会神的、绵延性的思维习惯。
古代的学园书院、现代的大学，都是进行这种学科训练的最好场所。比起其他某些学科，哲学学科更需要一个宽裕的、充裕的甚至是优裕的生活环境，对于从事哲学活动的人，人们对他们的要求比对别人要少。
显然，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女性完全被排除在这样的活动之外，不具有哲学活动所要求的宽裕环境，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所有那些关于女性不合适从事哲学活动的说法，都是和这个剥夺女子受教育权利的野蛮事实相伴随的，那是人类一段不光彩的、对男性来说也并非理直气壮的历史。
用一种制度将女性排除在某个领域之外，反过来又说在某个领域中见不到女性，这就很说不过去。这里用得上福柯关于权力产生知识的说法：权力产生知识，知识反过来表达权力系统。
没有比在女性和哲学的关系中更能够体现这一点。女性不可能从事哲学，是因为存在一个对待女性的接近奴隶制的权力系统。
而所谓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也表现为即使那样一种东西作为制度已经消亡，但是人们大脑中关于女性不适合从事哲学的观念，仍然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不仅是在哲学领域，那种把女性当作次一等的人类的观点，在许多领域仍然大行其道。并且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在哲学领域中，有人继续对女性持歧视态度，是保持他们不多的特权和不多的自尊的最后场所。
但无论如何，今天还在复制着那种野蛮制度下的意识形态神话，只是一些人的白日梦而已，属于弗洛伊德-阿尔杜塞所说的残羹剩饭日间余思。
我们来看，1882年出生的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为了准备一个妇女和小说的题目，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图书馆周围行走，想进去寻找一本有关的参考书，但是被人礼貌地劝退，说女士们必须有一位本校的研究生陪同，或是有一封介绍信才准走进这个图书馆。
伍尔芙抱怨自己因为是女性，便不能和兄长们自由出入这个地方。她本人没有上过大学。而这种情况不久就得到了改变。她们是20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生的：汉娜阿伦特（1906）、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西蒙娜薇依（1909）。她们都在男女同校的大学课堂上完成了哲学学科训练。
1927年6月，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颁发了当年的普通哲学证书，获得前三名的依次是西蒙娜德波伏瓦、莫里斯梅洛-庞蒂和西蒙娜薇依。
1924年汉娜阿伦特来到马堡，在海德格尔的课堂上引起了这位教授的注意；继而在弗莱堡大学短暂停留，并在胡塞尔门下读了一个学期之后，于1928年年底22岁时，获得了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导师是雅斯贝尔斯。
这些在20世纪20年代拿到哲学证书或者学位的人，到40年代才开始形成或者发表她们的东西，波伏瓦的《第二性》第一版在1949年问世；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在1950年出版；西蒙娜薇依生前只发表过一些文章，在她1944年病逝之后，她的手稿、笔记被人整理，于1947年之后陆续出?版。
这个名单只是我为准备这个序言临时想到的，她们已经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从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一个小小的女性哲学家系列。如果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女性哲学家的传统的话，那么，这个传统到今天为止，还不到区区六十年。
但是，毕竟已经有了一个开端。这个开端意义非同小可，这几位女性先驱者，为后来不管在多大程度上涉足哲学的女性撑起了一片天空。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里谈论这个话题，和她们所做出的杰出成就有莫大的关系，我时常感到在我的背后或者前方，站立着我的这些女前辈。我深深地感激她?们！
目前我手上还没有足够的资料，表明我们在中国传统中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女性在哲学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但是再过五十年或者一百年，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女儿的女儿，或许会就中国哲学的女性传统大有可谈。

阿伦特和艾克曼的对峙

让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场景：1962年，作为《纽约客》特约记者的汉娜阿伦特从美国飞往耶路撒冷，参加正在那里举行的对纳粹战犯艾克曼的刑事审判，她负有报道这场审判的责任。
艾克曼这个纳粹分子，在屠杀犹太人的最终行动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1945年之后他隐姓埋名、东躲西藏，最终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的摩萨德特工捕获。
作为犹太人，大家知道阿伦特本人于1933年逃亡，先是在法国，然后在美国，在漫漫流亡道路上吃尽了苦头。这一回，她终于有机会面对纳粹统治时期的一个代表人物。
阿伦特坐在听众席上，观看这场审判。
非常凑巧的是，艾克曼和阿伦特一般年纪，同为1906年生人。艾克曼坐在一个玻璃匣子里，阿伦特形容他像一个玻璃匣子里的魔鬼中等个子，瘦削，额角很高，牙齿歪扭，近视眼。
阿伦特后来说自己在阅读卷宗时，不时地发出大笑，因为艾克曼实在像是一个小丑。而他对自己的罪行所做的辩护，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艾克曼解释，自己那样做是为了执行上级的命令。在国家法定的罪行面前，他只是一个尽责的守法公民。他甚至搬出了康德，说他遵守法律是在实践康德道德哲学的律令。
当战争后期，纳粹国家机器中有人开始和犹太人组织做交易来换取犹太人的性命时，艾克曼没有这样做，他认为这是自己良心所要求的。
这一切看起来并不像是狡辩，非常有可能，如果不是生活在那个时代、身处纳粹高官的位置，放在另外的环境中，艾克曼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是一个遵纪守法的良民。
阿伦特克制了自己的反感。她在给丈夫布留歇尔的信中写道：所有这一切极端正常而又令人难以描述地卑劣和令人厌恶。理智告诉她，这个人所说的对他自己来说都是真实和真诚的。
那么，是什么导致这个人毫无顾忌地加入这场杀人游戏呢？是什么令一个所谓正常的人，做出了如此巨大的反常之事？她的解释是艾克曼既非愚蠢也非不道德，他只是平庸，没有思想，不去思想。

女性恋物癖和女性倒错
在回顾有关倒错的文献，以便理解一个女性病人身上看似可能的倒错案例（Richards，1989）时，我阅读了格林纳丽关于恋物癖的作品。跟她平常一丝不苟的学术作风相反，格林纳丽医生（1955，1960）在文献中两次提到一个案例，却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引证。巴克（Bak，1974）在一段反思格林纳丽作品的段落中实际引用了这篇论文，是赫尔姆特用德语写的。我向几位同事询问这篇论文，他们对它很感兴趣，因为格林纳丽和巴克都引用了它，但是他们很遗憾从来没有读过它。这篇论文和它所报告的案例都让不懂德语的人无法阅读。我的翻译如下。
一个女性恋足癖或更确切地说恋靴癖案例
由于大部分关于恋足癖的文献一般只考虑男性，我被诱使着来报告但不是分析一个女性恋足癖的案例。尽管那已经是差不多十二年前了，我还是对它记忆犹新，因为它经常在朋友圈里被提起，我们却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怪癖的真实本质。它涉及一位当时三十岁的女性，曾经嫁给一个总参谋部的陆军上?校。
他在婚后两三年的时候，吞枪自杀了，据说是因为失望和挫败。这位女士来自一个受人尊敬的将军家庭。作为三个女儿中的老幺，她无疑从小就受到父亲最多的宠爱。她热情地紧贴着他，以跟他一起走在有守备部队驻防的城镇大街上为荣。父亲先是陆军上校，后来成为一名将军，是那里最著名的人。在早期，她对父亲所穿的闪亮高筒靴就表现出一种不寻常的热情。她最热切的愿望就是，她至少在冬天能够获许穿上这样的靴子。这个愿望在她十岁生日那天实现了。后来她变得对军事演习很感兴趣，比许多军官更精通军事策略。即使她没有正式官职，她对军事问题的业余热情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作为一个尚未完全发育的女孩，她卖弄风情，同时漠然地接受守备队里军官们的崇拜和献媚。她尤其无法抗拒的是骑马装的吸引力，因为一个穿着高筒靴骑在马上的男人才是唯一的真正男人。她拒绝了无数相配的求婚，直到二十岁才跟一个比她年长三十岁的陆军中校订了婚。当她的家人反对，觉得这个男人年纪太大时，她只给出了一个回答：是的，但是如果他没有那么迷人的脚就好了（指的是高筒靴）。这个未婚夫后来意识到新娘的热情，在圣诞节送给她一个缟玛瑙做的镇尺，上面有一双微型高筒靴，并且有着强烈施虐本质的他，还摆了一个考究的银制马鞭在镇尺旁边。这个礼物让她疯狂地爱上了这个赠予者。不顾家人的反对，她坚持要按计划举行婚礼。（对家人来说）幸运的是，这个陆军中校在婚礼前去世了。为了回忆他，女孩保留了这个镇尺和一副手套，因为她考虑他的母亲不可能会让她拥有他迷人的靴子。
与其他骑兵军官的几次逢场作戏后，在她快二十七岁时，一个总参谋部的陆军上校来到这个当时已经退休的将军和家人所居住的城镇。她第一眼看到上校的时候，他穿着高筒靴，骑在马上，而这一幕决定了她的命运。尽管他丑得惊人，还有可怕的锯齿状胡子，但他对女孩来说，就是她的理想化身。我至死不渝地爱上了我所见过的最让人崇拜的高筒靴。她激动地告诉她的女友。她坦白说，她完全不知道那个男人长什么样，只有他的脚：这个男人就是他的脚。而一个人可以安全地将自己委托给一个有漂亮的脚的人是她的爱的座右铭。她经常反复对她的朋友说，你觉得穿平底鞋的人会是一个男人吗？一双高筒靴可以让人颤抖，以至于真的坠入爱河。
在初次相遇的三个月后，他们举办了婚礼。婚姻很不幸福。夫妻两人生下了两个儿子是真的，但是妻子很不情愿地做爱，并觉得它是令人憎恶和可耻的。只有展示发亮的高筒靴可以带给她性快感。不要结婚，她写信给女友说，因为当男人光着脚的时候，令人厌恶。甚至当她还是个小女孩，被家人问到她对男人的脚的热情时，她就宣称过相同的厌恶感。是的，穿着鞋的脚，她回答，但是一双无装饰的（裸露的）男人的脚让人恶心。甚至只要想到那只大脚趾，我就吓坏了。指甲总是发育不良，小脚趾永远不会长！那真是可怕的景象！
在她二十岁的时候，一名借由同样的服装魅力吸引她的年轻军官，突然遭到了她的轻视，因为当他紧挨她坐时，她注意到他在鞋子里扭动脚趾。另一个男人被拒绝，是因为他的脚趾使靴子膨胀。在第三个例子里，她决定是否要与一个年轻军官分手，基于这个年轻军官穿着高筒靴还是平底鞋来约会，虽然她的父亲反对他们交往的理由，是因为他债台高筑。
我还想提到的是，这个年轻女性在十七八岁时出于同样的原因恋爱过，一次是跟父亲的军事男仆，另一次是跟骑乘射箭部队里一个未经任命的军官，虽然完全都是柏拉图式的。当遭到姐妹和女友的责备时，她反驳说，你们以为呢？所有男人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让我兴奋的是他们的脚。你们为什么不能允许我拥有那个呢？而当卫兵误解了她的着迷，强迫她的时候，她义愤填膺：那个笨蛋他以为我关注的是他，而不是他神圣的脚。这样的自负真是前所未闻。
靴子必须要像新的一样尽可能闪亮，不许有突出的脚趾形状，并且没有任何脚趾存在的暗示，配件也不能有褶皱。她最爱用俄国皮制绑带的靴子，是因为它们的味道。
她自己的鞋对她也很重要，但她并没爱上自己好看的脚或鞋子（除了那双在十岁生日时收到的高筒靴）。对她而言，她不喜欢平底鞋，而是会选择尽量高的小靴子，因为它时髦的样子和被绑带紧束着的愉悦感。她不用绑腿、打底裤和运动鞋，因为穿着它们，脚的形状会不体面地显现出来。她认为高筒靴是令人着迷的得体。
这个案例跟一般男性恋足癖的案例非常相似。其形式和本质上的对应非常吸引人去提议女性恋物癖与男性有相同的病因学。这些对应将这个案例与过去曾经出现过的大多数女性案例区分开来，后者对自己脚及其覆盖物的关注源于自恋。将军的女儿十岁时想要一双属于她的高筒靴，欣赏穿上靴子后的自己，可能来自对挚爱父亲的认同和想要成为一个男孩的热情（脚-阴茎的象征本质）多过自恋。这一点更可能是从孩子占有了理想化父亲的高筒靴或靠近了它们之后开始的。对成年人来说，高筒靴并不是可爱的符号也不是一种性欲的象征，比如戈达的脚后跟恐惧症个案中的脚后跟；靴子更多是性欲化驱力的对象。我不能说恋物癖的特征标志，即恋物癖的性欲操纵，在这个独特的案例中是否缺失，或者女性性欲驱力的有力压抑是否导致了这一证据的被压制。无论如何，这个女人外显的性欲化兴奋，在瞥见恋物对象时被唤起的内心的迷醉，让我印象深刻。而且，这种情形带有真正恋物癖的特质，是因为她对男人全部和仅有的兴趣是他们的鞋子，你可以说，男人的存在对恋物癖者来说只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背景，并且这一点在她的言语中也实际地明确表达过。她不仅退出了正常的性欲目标，而且利用恋物使性交可以忍受。
她在婚前和婚后对光脚的态度，似乎都有特殊的重要性。我们考虑恶心往往置换了特殊的力比多，而脚通常作为阴茎的象征和替代，给了我们一个正确的联结。也许这个孩子曾经被引导去注意男性或父亲的生殖器，然后通过性恐吓，伴随的情感被压抑了，置换到一个不那么令人震惊的身体部位脚。而作为阴茎替代品的脚，它本身必须被覆盖，覆盖物是为了服务于客体的理想化而出现的（Abraham，1911）。这包括了特殊方面，比如发亮的崭新程度（可能意味着一种未受损的状态）、无污渍等。参照这样的思路，于是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年轻女性对高筒靴有如此强烈的着迷。而且只有参照这样的推理线路，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年轻女性觉得动脚趾是一幕如此令人厌恶的景象。我不能说在何种程度残废的脚趾和脚趾甲对她而言暗指阉割。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个案中，没有特殊地聚焦在脚的特殊气味上，对比在其他个案中最终经常看到的（除了对俄国皮的气味的特殊品味之外）。
另一方面，这个恋靴癖个案的受虐成分也被清晰地表达出来：一个人在高筒靴面前战栗，因此必定会爱上它们。当女孩如此紧地绑起她的系带靴子，以至于脱鞋后皮肤上留下了隆起的痕迹时，可以证明要能够吸引她，靴子必须用带子束紧，使得它们紧贴男人的小腿穿得严严实实。
作为这个恋物癖个案的多元决定论，我可不敢遗漏关于这位女士的父亲是一个公开的恋手癖者这一信息。她通过一个人的脚来评判对方的性格，无疑雷同于将军把性格与手的样子关联之观念。
作者：赫尔姆特
初次发表于《国际艺术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 Zeitschrfit fr Artliche Psychoanalyse, Vol. 3, 1915）
讨论
赫尔姆特为主人公的倒错暗示了几个可能的病因。首先，这个女人对父亲的热情是被他诱惑性地选择她作为自己的最爱所激起的。第二，当他们走在一起的时候，发亮的高筒靴与父亲关联到了一起。第三，父亲和靴子在他们的城镇受到高度尊敬，以至于她通过与这些靴子发生关联会体验到自尊的提升。赫尔姆特指出，这个女孩对两位较低阶层的穿高筒靴男人的爱，是完全柏拉图式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自我的兴趣而不是直白的情欲。对崭新的、闪亮的、没有褶皱的、带有强烈俄国皮质气味的靴子的绝对专一的选择，符合对恋物客体作为不可毁灭性的确保物的要求。但是在这个女人身上，赫尔姆特告诉我们，恋物不是源自一个自恋的愿望，想要保存或放大一个人阴茎的重要性，而是出自对挚爱父亲的认同，以及想要成为一个男孩的热切愿望。在她的战栗和随之发生的吸引中，在她自己靴子紧捆的绑带中，以及她愿意接受靴子和鞭子作为订婚礼物中，所呈现的受虐性满足，证明了被这种倒错所满足的攻击性愿望。她向父亲认同，相信可以从一个身体部位的物理构造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只不过她把手置换成了脚。
格林纳丽（1960）对此个案评论：
这种固执地使用恋物客体，可能出现在一个相比赫尔姆特的个案不具有那么越轨的性欲组成的女人身上，以及可能出现在神经症而非倒错结构中。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病人一般不会主动地抱怨对一个恋物客体的需要，通常都是偶然地在分析中提及。在我观察的女性案例中，这一点尤其明显。然而它表面上的不重要性，可能掩饰了其顽强程度，将它在整个神经症画面中的真正重要性保密。（p. 183）
想要掩盖性功能障碍的愿望，可能可以用来鉴别格林纳丽所称的神经症性恋物与更公然地倒错式恋物。赫尔姆特把这个个案称为倒错，因为恋物替代了性交作为性活动的目标。反之，格林纳丽将恋物作为性交的附属物视为倒错。
弗洛伊德（1905）定义恋物为病理性，仅当它替代了性客体，而不是作为性活动的附属物。类似的是，他定义倒错是病理性，仅当它完全替换了性目标，而且是在任何条件下。在常态领域，他允许目标和客体的多种变量。但是，当恋物或倒错完全替换了客体或目标时，这个行为就成了一个病理性的症状。
兰科（1923）使用一个女性倒错的个案作为他关于倒错的一篇论文的中心例子。对兰科来说，压抑仅是作为潜在倒错的一个掩护。他如此描述：
她主要的梦几乎都是持续反复的，并且多年来都代表这个完全是处女的女孩的唯一性欲满足。在强力阻抗之后，她描述说，在梦里她的身体姿态就好像某种拱圈，背部的弓形带有生殖器的突出，伴随着性高潮和性满足。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显梦的内容是一个充分呈现的倒错；然而，对于露阴冲动的有意识压抑如此之强大，导致这个病人只能在分析过程中经历了可能想象到的最强有力的阻抗之后，才想起这些变换的梦场景持续十五分钟的沉默，或把自己藏在无数的大衣和覆盖物之下，像一个倒置的莎乐美，等等。这个真正的露阴梦与正常人典型的裸体梦形成对比，跟那些倒错者一样不含羞耻感，因此表明了她想暴露自己的欲望在梦里得到了充分表达。（pp. 276-277）
在赫尔姆特的描述中，对羞耻感的缺乏，以及对惯于或甚至专门使用恋物作为满足的强调，伴随对倒错的受虐成分的强调。这一强调后来被格林纳丽扩充并发展为，前生殖器的攻击性受到恋物客体的压抑和约束。在注意到病人见过男孩撒尿的记忆对这个病人的重要性，以及病人自己保留尿液作为这个案例的突出特征时，兰科也做过相同的关联。对这三位作者而言，前生殖器的阳具攻击性都是倒错病因学的一个重要因素。
羞耻的问题以两种方式出现在赫尔姆特的报告中：当年轻女性公开谈论她的热情时羞耻感的缺席，以及其恋物的自恋成分中的羞耻问题。这里，赫尔姆特拒绝将自恋作为病因，把它视为一个结果而不是成因。这个女孩对自己的脚或鞋子的兴趣被否认了，而紧紧捆绑住自己的靴子，被视为对绑紧鞋带的男靴的恋物之继发。
因此，考虑过自恋创伤或自恋快感作为倒错原动力的可能性后被拒绝?了。
女性倒错似乎被更多地记录而不是分析和写作，而在更近代的文献中，相对缺失对女性倒错的思考也很令人困惑。也许有一些简单的理由可以解释，但假如是这样，以赫尔姆特的说法，那就不是清晰被表达的。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社会性和历史性的。根据摩根塔勒（Morgenthaler，1988）所说；
只有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同性恋才会被固定化为一种疾病。至于倒错也是一样的。比如，恋物癖或异装癖本身隶属病态的人类心理生活这个假设，被许多文化习俗和制度所反驳。（p. 73）
在摩根塔勒的观点中，倒错是调节自尊的无害形式。其中，一种包含在自我影像中的特殊敏感性，他将之比作一种天赋或品味，用于确保自尊感。这一观点与巴赫（1985）的观点呼应，后者相信倒错掩盖了自体中感知到的不足。
史学角度的观点支持摩根塔勒的相对主义。在美国（D Emilio & Freedman，1988），19世纪80年代被标志为一个决定性的时代，性偏离（sexual deviations）开始被标签化为倒错，性偏离的人被认为心理有病。
在不当母亲也可行的生活方式中，女同性恋情侣隐形挑战了中产阶级道德观的柔弱结构。难怪婚姻的辩护者们会开始攻击这些关系，认为它们是病态和非自然的。p. 201
因此，女性倒错者不被公众承认，因为她们比男性倒错者更直接地威胁到了母亲身份和母性纯洁的观念。
福柯（1978）从欧洲人的视角看到了相同的历史进程。他总结说，现代社会不断谈论性，但同时又对待它仿佛仍然是一个秘密。福柯认为对性欲的控制是一个权力问题，他主张，从18世纪开始，社会控制就有了一个渐进的发展，后来结束于
一种倒错享乐的精神病学化（psychiatrization）：性本能被孤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生理和心理本能；对可能影响性本能的所有形式的异常现象做出临床分析；所有行为被分配给正常化或病理化；最后，寻求一个矫正性的技术来治疗这些异常。（p. 105）
在精神分析史中，理解异常行为的一系列改变已经发生。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的早期观点，相比其后八十年间许多其他详尽的观点而言，与现代的观点更为一致。正如康普顿（Compton，1986）所指出的，萨奇（Sach）的早期论文《关于倒错的起源》（On the Genesis of Perversions）与现代的精神分析观点在理论层面的区别大于临床描述层面的区别。萨奇描述倒错的起源是一种过强的驱力沉迷于一种持续在意识层面的前俄狄浦斯体验中，因为它允许俄狄浦斯元素保持在意识之外，甚至当它们通过关联有意识地放任前俄狄浦斯元素来得到满足时也一样。
这样一个倒错的定义和心理发生论，与巴克（1953）和其他人所做的假设针锋相对，后者认为女性倒错是不可能的，因为女性无法有阉割焦虑，阉割焦虑才会导致要使用一个恋物客体或类似替代物去替代生殖器刺激。在巴克（1974）和格林纳丽（1953，1955，1960，1969，1970）的观点中，恋物癖要求一个女性阳具的替代物或表征，为了让被吓坏的男性安心，他是不受到阉割威胁的，因为女性也没有被阉割。根据巴克（1953）所说，与女性的认同更容易发展出恋物癖，因为这种认同携带一个阉割威胁。要相信女性对倒错具有免疫力，其根本观点是倒错永远是小男孩对发现母亲没有阴茎的反应。由于这个定义要求一个小男孩受到发现女性缺少一个男性生殖器的创伤，其结论即倒错是男性的专有现象，看似符合逻辑，其实表达了一种同义反复。如果拥护这个观点，就要求忽视女性性欲的数据，这似乎曾经是一个可接受的选择。也许这起因于各种社会势力，比如福柯、德埃米利奥（D Emilio）、弗里德曼（Freedman）和摩根塔勒所预示的那样。
比如，格林纳丽（1953）所陈述的，在她的少数恋物癖病人中，有一个是女性。但是在同一篇论文中，她接着去描述一个男性的恋物癖发展，这位男性有着不安全的身体界限和由此产生的对阉割的可能性及不稳固的男性身份认同。她小结说，从所呈现的材料来看，可能很明显就能看出：为什么恋物一般只在男性身上发展到一个完全的状态。（p. 28）到1960年，格林纳丽改变了她对此问题的想法：恋物与性生活的关系在女性身上比在男性身上更不明显，因为女人可以更成功地掩饰性功能失调，而其性冷淡可以被掩盖到的程度，是男性性功能障碍所不可能达到的程度。（p. 183）从这个观点来看，不是发病率而是恋物癖发生的明显程度在两性之间有所区别。
格林纳丽（1968）后来重新考虑了倒错和恋物。在没有新数据的情况下，她基于理论思考修改了她的观点。现在，她强调人生第一年中创伤的角色，以及同样在第一年的先天攻击性的角色。这里，格林纳丽提供了一个新的定义，关于什么构成了恋物。它不再是防御性的，归因于阉割恐惧的，它的意思甚至不是性欲化的。当这个观点开始被认为与温尼科特的过渡性客体的概念类似时，她（1969）区分了恋物，用于性欲目的和用于安慰的过渡性客体。恋物是坚硬的，过渡性客体是柔软的；恋物开始于青春期，过渡性客体通常在潜伏期之前被放弃。恋物的发生源于对异性生殖器和或对另一个人或宠物的血腥的创伤性伤害的创伤性暴露，而过渡性客体是被创造出来用于回应正常的分离体验。恋物客体体现的是对阉割恐慌的愤怒，而过渡性客体是具有温柔情感的母体的一部分。所以，过渡性客体是一种正常现象，与不正常的恋物癖相反。最后，她关于出现恋物的陈述是：
它（恋物）一般保持为装备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成年男性合理良好的性表现的必需品，也会在一些成年女性病人身上发现。在后者身上，它表现为较为不明显但非常固执的形式，并表现出一种偏离的、最极端严重的形式。（p. 383）
这种非显而易见的隐蔽性，是女性恋物癖所特有的。阿洛（1971）显?示：
本质上来说，倒错是幻想的付诸行动。这说明倒错行为是如此频繁地与手淫相关这一事实。为了抵御焦虑、获得安慰，自我所使用的方式是多样且互不排斥的。所以，经常会发现几种不同的倒错在同一个人身上并存。我猜想这是普遍情况，而不是例外。（p. 332）
所以，倒错是幻想的结果，构建来解决一个冲突，并且在原则上与其他可分析的症状一样可以用相同的方式被分析。在阿洛引用的那篇论文的几个个案中，他成功地完成了对倒错的分析。那样的分析有助于理解被分析者，以一种有用甚至必需的方式。
拉夫林（Raphling）有一个未发表的女性恋物癖个案与斯皮格尔（Spiegel，1967）的个案类似，拉夫林相信，恋物癖在女性身上比在男性身上更为复杂，以及倒错的微妙形式可能不被注意，可能比先前所意识到的要更为普遍（p. 17）。在他的个案中，这个女人在手淫和异性性交中使用无生命的客体来维持自己拥有一个阳具的幻想。恋物客体被证明有正性和负性的俄狄浦斯意义，它代表了一个俄狄浦斯婴儿。它还代表在性交过程中毁灭男人阴茎的敌意愿望，同时也是对这个女人所幻想的会因插入或受孕而遭受身体伤害的一种保护。恋物还充当她与男人情感卷入的爱情生活的替代品，以及与分析师情感卷入的替代品。因此，恋物类似于格林纳丽的最终观点：一个附加在相对正常的性交上的必要附属物。由弗洛伊德给出的定义，使用客体作为性交或自慰的附属品而非作为替代品来完全替代生殖器满足，属于性欲客体的一种变形，并非真正的倒错。
我们有可能可以拓宽恋物的概念，去指对任何客体的强烈依附，比如霍普金斯（Hopkins，1984）在她的一个潜伏期年龄的女孩对脚和鞋的恋物报告中所做的那样。但是，这是大众的恋物癖，而不是精神分析意义下的，因为它与性能力或性倒错毫无关联。很有意思的是，去了解霍普金斯的病人最终有没有发展出一个真正的恋物。如果没有，那可能可以声称，早期治疗或许帮助预防了恋物的形成。
去揭示和分析一个倒错症状能够有何作为？除非一个人对倒错症状可能发生在女性身上这个观点保持开放，否则当这些症状实际出现的时候，将注定错过它们。承认倒错症状的可能性所带来的影响是，可以通过分析症状来改善它，而不是将它驱赶到底下以致消除了治疗它的可能性。倒错症状会让人厌恶。厌恶有这样症状的病人实在太容易了。同时，也是这样的病人会对治疗没有反应。也许是出于保护女性利益为了让她们不受社会的谴责，才会认为她们绝对不会有倒错。但是，这种保护如果导致了分析这类症状的失败，那么也就阻碍了她们从治疗中获益。我相信为了我们女性病人的利益，我们需要考虑她们有倒错症状的可能性。而且，假如赫尔姆特的论文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我很高兴我能让它再一次受到分析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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