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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特色二：
系统总结中国历代财政治理之经验，观照当下中国经济之改革，为转型中国提供智慧资源。一部中国历代财政制度史，就是一部大政府与 小社会博弈的历史，一部官僚集团治理手段日益专业化的历史，同时也是开启历代王朝兴衰之门的密钥。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特色三：
读者通过本书可以了解：
1. 王侯将相之外更深层的历史脉动。
2. 财政问题在中国古代的演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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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百年中东》作者郭建龙*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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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作者以中国历代王朝为经，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纬，上至秦汉，下至晚清，详细梳理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制度之流变，分析历代财政制度之得失，力图从田赋制度、货币制度、官营经济三方面说明中国传统政治之兴衰与帝国财政状况密切相关。
本书分为三部分，以中国历史上三次社会与财政的重建为划分阶段的标准。*部分聚焦于秦汉到南朝时期，以汉武帝建立的国有体制，汉武帝、王莽的金融垄断，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为线索，解读这段时期的财政现象；第二部分以北魏的土地国有制改革为始，论及唐代土地国有制所引起的巨大混乱，以宋代金融改革引起的大崩溃收场；第三部分自元代政府试验性的财政政策起，随后论述明清时期的保守财政，以晚清财政近代化的努力和惰性为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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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郭建龙，独立作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出版作品有：小说《告别香巴拉》；文化游亚洲三部曲，《印度，漂浮的次大陆》《三千佛塔烟云下》《骑车去元朝》；人物传记《一以贯之》；商业传记《势在人为》；历史游记《穿越百年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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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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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财政史诗I
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III
集权财政的三大周期V
引子汉武帝：两千年帝国财政的教科书001
一场影响中国两千年财政制度的战役001
汉初的自由经济时代005
战争：名将之福，财政之灾008
疯狂地卖爵，乱套的货币011
解决财政危机，求助盐铁官营015
干预经济，必用酷吏019
消失的小政府022
统一的代价？025
第一部探索中的集权帝国
（秦到南朝，公元前221年公元589年）
第一章秦代：中央帝国的诞生029
楚汉相争：一道岔路口的选择题029
秦代的财政革命和崩溃035
汉高祖：帝国的重建045
汉文帝：经济优先，财政让路050
窦太后、贾谊和晁错：儒道之争的本质057
第二章汉代：皇帝的财政僵局063
汉武帝：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063
皇帝的铸币战争070
汉昭帝：两千年前的国企争论078
争权的政治，结块的社会084
第三章一个幻想家的财政实验090
过于平静的改朝换代090
回归古代：西汉末年的儒家暗流095
王莽：改革派的复古式集权101
梦想家的币制幻想曲105
第四章穿越朝代的制度惰性112
当皇权受到抵制112
制度的惯性之重116
在摩擦中逐渐解体121
制度之变与王朝崩溃129
第五章魏晋南北朝：战争时期的财政竞争132
三国：财政为王133
统一战争中看不见的战场138
西晋：道不尽的禅让制142
查不清的土地，理不尽的户籍146
南朝：漫长的终曲152
第二部财政失控的繁荣帝国
（北朝到南宋，公元386年公元1279年）
第六章唐德宗：吝啬皇帝的感慨悲歌159
当皇帝出逃时160
战争时期的加税经济学164
藩镇割据时期的财政死穴171
雄心勃勃的帝王和可怜的财政174
沦为守财奴180
第七章一千多年前的土地革命184
北魏太后的政策与爱情185
六世纪的大跃进193
当社会在雄心中崩溃200
第八章唐代：最简单的财政，最复杂的问题204
被高估的行政效率205
奇特的自我经营式财政212
财政逼迫下的皇室搬家218
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223
天宝变乱的财政之谜229
盛世王朝的终结234
第九章宋代：改革之殇241
岳阳楼上叹革新242
错综复杂的财政集权248
官买官卖遍天下253
熙宁变法和元丰改制259
第十章纸币：温水煮青蛙的游戏268
纸币猛于虎269
金融诈骗案引出的货币由来271
宋代七巧板式的币制275
交子：民间播种，政府收获279
最隐蔽的敛财术283
第十一章金融大崩溃286
能臣蔡京的金融投机287
南宋的金融崩溃294
贾似道：灭亡前的土地改革302
第三部最完美的集权机器
（辽金到清，公元907年公元1911年）
第十二章元代：大蒙古的财政危机311
宰相脱脱：蒙古人的凯恩斯312
大蒙古时期的财政314
忽必烈的孱弱遗产317
摇摆的政治和元朝的衰落321
雄心勃勃的经济刺激计划324
飞转的印钞机和社会崩溃326
第十三章明代：最严密的集权皇朝330
玩不转钞票的皇帝331
亏本的对外贸易337
蒙人的户籍和土地清查343
农民意识和财政死结348
张居正的挣扎和妥协353
加税直到灭亡358
第十四章清代：挣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362
探花不值一文钱363
理想样本，也是落后样本368
赔款与借债373
重归往复的叹息与无奈380
后记385
附录389
参考史料及著作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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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财政史诗
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密集期。从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的改革开放国策，到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的财税、国企改革，到如今第五代领导人的癸巳新改革。伴随着改革的发展，中国经济和社会也迎来了飞速的进步，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繁荣和安定。
但所有的改革始终没有办法触及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这就是：国有企业不放弃、公有土地制度不触及，以及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认为，要想继续改革，必须触动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和金融体系，但实际上我们看不到政府将这三者全面放弃的迹象。国企可以私有化一部分，国企职工也可以下岗，但对于控制经济命脉的领域，国企则从来没有想过要退出和私有化，反而越来越加强了控制力。公有土地制度是地方政府发展土地财政的基础，哪怕问题再多，政府的改革措施也只会修修补补，甚至出让一定的使用权，但不会将土地的完整产权完全交给民间。而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则决定了印钞权的归属，政府从而拥有了制造通货膨胀的能力，人民的储蓄也可以源源不断地供政府支配。
有人认为，这三大底线其实是社会主义的固有特征，也称为三大基础。从马克思开始，就决定了必须守住这三大基础，才能守住社会主义的成果。但真的是这样吗？
在详细考察了历史之后，我们却会发现：其实，这所谓三大基础并非从德国人那儿来的舶来品，而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依赖的财政手段。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已经频繁地在使用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垄断货币发行的手段，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被现代政府驾轻就熟地运用，不是从外国学来的理论，而是传统带来的本能。
本书所做的，就是梳理历史线索，从中国两千多年的集权历史中，寻找到垄断经济的逻辑。而这个逻辑的根就在于政府财政。
古今中外，对于一个集权制政府来说，只有两件事是它最关心的：第一，如何建立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控制住社会；第二，如何从民间经济中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不管是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还是垄断货币发行，都是政府筹措财政的一种手段。当正规的税收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时，政府就会想办法开辟这些新方法来获得收入。所以，所谓的三大基础，实际上是三大敛财手段。
中国的王朝衰亡，也必然是财政危机引起的失衡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才会发生。
读者通过本书可以了解：
1.王侯将相之外更深层的历史脉动。这本书的主角不是每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演化力量。这种演化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可以通过现代财经工具分析的具体事件。作者认为，在描写历朝历代命运往复时，同样可以写出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美感，其力量不亚于王侯将相在台前的表演。
2.对于中国现代财政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到财政问题在中国古代的演化和发展。只有透过王侯将相的表演，看到财政方面的演化和失衡，才能真正了解一代王朝为什么兴，为什么亡，并意识到许多现代问题实际上有其古代版本，能够从历史中找到经验教训，预测未来的发展。
3.支撑现代经济和财政体制的三大支柱，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这三种现象分别在中国的汉代、唐代、宋代都可以找到对应的版本。因此，本书也将更多的笔墨聚焦在这三大支柱的来龙去脉，并围绕着它们，追溯源由，分析政策带来的问题，以及最后的归宿。除了这三大问题之外，每个朝代的财政教训又各有不同，本书将会一一分析。
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
中国是一个早熟的国家，在两千多年前就发明了中央集权制。在这套制度发明之前，人类几乎不可能在数百万平方千米的疆域内建立统一的国家。由于交通和科技的限制，统治者无法让千里之外的人们都俯首听命。
周代虽然建立了诸侯制，但由于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力太弱，各个诸侯逐渐独立成了国家。秦汉发明的中央集权则在地方上建立了一整套的官僚体系，体系中的官员们由中央任免和控制，对人民进行统治，同时又相互监督、相互制衡。
中央政府控制官僚最重要的手段是财政，除了中央之外，其余机构无权收税，也不能给官员发放工资。这样，官员就成了中央政府豢养的统治工具，而中央政府则通过官僚网络牢牢控制了民间。
但是，中央集权制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随着政权的延续，官僚机构作为整个帝国的维稳系统会变得越来越庞大，让古代的农业社会逐渐养不起。在王朝建立初期与和平时代，官僚机构的规模还比较小，这时，可以通过正规的农业税来养活。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或者到了王朝后期，官僚体系膨胀过于快速，仅仅靠正规的税收就无济于事了。这时，就会进入一个快速的财政扩张期，皇帝发展出正规税收之外的各种手段，从民间攫取财富。
最早进入皇帝视野的是国有企业。
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建立国有企业的方法。汉武帝继承了文景之治的成果，本来是财政富裕的时代，但他发动针对匈奴的战争，迅速耗空了国库，仅仅靠农业税无法弥补财政赤字。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汉武帝决定依靠政府对于自然资源的垄断，建立一系列的国有企业。当时盐和铁是最主要的自然资源，围绕着盐铁也形成了最先进的工业部门，可谓汉代的IT行业。汉武帝围绕着盐铁资源，垄断了经营权，建立了一系列的国有企业。民间为了购买盐和铁，必须向政府支付更高的价格。垄断前后形成的价格差，就成了汉武帝的战争经费。
除了建立国有企业，汉代还第一次将货币发行权垄断到中央政府手中，从而可以利用货币贬值（铸币时代主要是靠往铜中掺入其他贱金属来实现），从民间抽取财富。
汉代之后的大部分朝代都继承了武帝的衣钵，在建立资源垄断上大做文章，形成了对中国民间经济的第一道紧箍咒。
唐代则为中国现代经济提供了另一个蓝本：土地公有制。
唐代的土地公有制源头来自北魏，并经过北周和隋，最终传给了唐。它规定：当一个人出生，就由政府分给他一块耕地；作为交换，一旦他成年，就必须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当他死亡时，政府把耕地收回，以便发给其他的新生人口。这种制度下，政府是全国最大地主，农民只是终生的租客，税收就是租金。
在1978年之后，中国农村也曾经实行过类似的分地制度。
另外，与现代中国类似，唐代也是一个政府参与经营的时代。皇帝允许每一级政府、每一个衙门拥有经营性土地和资金，这些衙门都可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挣钱来筹措一部分财政资金，维持自身的运转。可以说，唐代的政府也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但唐代的官营效果很差劲，常常处于亏本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控制土地的成本太高，虽然可以短暂获利，但从长远来看，不仅会搅乱民间秩序，也无法保证政府持续获利。而政府由于不懂经营规律，所做的商业活动要么无法盈利，要么只能实行强买强卖。结果，政府不仅没有从经营活动中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反而导致唐代的中央财政捉襟见肘，状况一直不佳。
正是由于糟糕的财政，唐玄宗在盛世时期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建立了节度使这个职务。在此之前，中央政府总是把一个地方的军权、财权和行政权分在不同的官员手中。但随着中央财政的崩坏，皇帝往往拿不出钱来养活边关的军队，于是，他把边关地区的军权、财权、行政权合并起来授予同一个人，让他自己想办法收税，再用这些税收养活军队打仗。
节度使的设置，破坏了正常的官僚制度，无法产生有效的制衡，使得节度使反而大权在握，有力量反抗中央，并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可以说，唐代的衰落首先是一个财政问题，再扩大成为一个军事问题。
在汉唐的财政经验之外，宋代则为中国提供了最后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纸币。从宋代开始，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除了清代）都会产生剧烈的纸币通膨，中央政府突然发现，纸币是一种更容易攫取财富的工具，并且迅速滥用。即便到了现代，世界各国也都发现纸币是一个快速的筹款工具，并倾向于过度使用，最近世界性的流动性泛滥就是这样的结果。
从上面的回顾也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这三大制度在中国古代都有了非常深入的实验。而它带来的结果也在一次次重复，每一次的重复虽然有特殊性，却又有许多规律可以追寻。本书在叙述这些中国古代的经验教训时，试图寻找其中的规律，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池塘中，掺入一点古人的眼泪。
集权财政的三大周期
在国内的财经史学界，存在着严重的区隔划分，懂历史的人不懂经济，他们对于史料的梳理功莫大焉，却大都以过时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来梳理线索，导致著作中充满了一股腐臭的德国味儿。而懂经济的人不懂历史，他们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状况想象得过于简陋，割裂了历史与现代的联系。少有的几本试图融合两者的书籍，由于作者没有耐心阅读史料，只能利用前人的研究材料，即便想与众不同，却仍充满了陈词滥调。
本书所弥补的，恰好是这两方面的缺陷：试图利用现代的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的经济、财政现象。而在选择史料上，则尽量重读古代典籍，以《二十五史志》《资治通鉴》《通典》《文献通考》等史籍为依据，辅以其他史料，紧扣这些材料来分析问题。
本书分为一个引子和三部。引子介绍了中央帝国形成之初最重要的财政事件：汉武帝建立财税样板。而本书正文的三部，则对应着中国集权时代的三个大周期。
1949年之后的流行观点将大一统时期的历史统称为封建时代。但严肃的学者大都已经指出这样划分的错误，大一统之后形成的是一个集权式政权，由中央政府派出官僚机构对全国进行控制。这样的政治结构绝非欧洲式的分封建制，秦汉之前的周代反而是符合封建特征的，但在流行观点中，又将这个时期硬称为奴隶时代，显得不伦不类。
本书对秦汉之后两千年的集权时代进行梳理，认为根据制度和财政的传承性，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大的周期：在一个周期内可以包括若干个朝代，第一个朝代往往是从混乱中建立新的官僚和财政制度，形成基础；在后来的朝代中，即便出现了改朝换代，却往往没有彻底推翻前朝的制度基础，在官制、财政上有很强的继承性，可以视为周期的继续；直到周期的最后一个朝代，巨大的崩溃引起社会基础的全面改变，才会被新的周期所取代。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一个周期始于秦汉，结束于南朝。这个周期的制度基础是：官僚制度上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却仍然残存着一定的诸侯制；经济上实行土地私有制，财政税收最初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开辟出国有企业、金融垄断，甚至卖官鬻爵等新财源供皇帝挥霍。
这个周期中，汉代最初的几个皇帝面对的是强大的诸侯制残余和崩溃的经济结构，他们采取了鼓励自由经济，并逐渐从财政上收缩诸侯权力的做法，取得了成功，形成了初步的中央集权。但到了武帝时期，由于战争财政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并以破坏正常官制为代价加强中央集权。王莽时期，惑于复古主义的政治幻觉，政府进行了激烈的、带着计划经济色彩的财金改革，但由于政府干预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太大，导致了政府的垮台。
接替王莽的东汉政权仍然继承了西汉的社会经济结构，它的官僚制度、财政制度都是西汉制度的继承和嬗变，同样也全盘接收了西汉的社会弊病。由于西汉后期官商结构的发展，有活力的民间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结块现象，到了东汉则演化成为板结的社会分层，这种分层一直持续到魏晋南朝，严重到影响政权的存续，最终被更加有活力的北朝所取代。到了这个周期的后期，随着政治的僵化，大量的劳动人口都成了官僚和士族的附庸，他们消失在了国家户籍之外，不再缴税。
因此，户籍人口消失、财税不足成了政权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政府变得孱弱不堪，第一周期终于在建立八百年之后，因制度丧失调整能力而崩塌。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二周期从北魏开始，结束于南宋。这个周期的制度特征是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经济上采用土地公有制，税收上实行较为复杂的租庸调制，并辅以政府机关自我经营的财政收入体制。土地公有制出现于北魏，历经西魏、北周和隋，到了唐初，形成了以政府分配和回收土地为特征的公有制。但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却很快就失败了，因为人们都乐于从政府手中分到土地，但当有人死后，他的子孙却并不愿意将土地交回给政府，而是隐瞒不报，偷偷继承了下去。随着人口的增加，政府手里能够用于分配的土地数目却在减少，土地随即被从事实上私有化了。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崩溃还直接影响了税收，由于大量的土地隐瞒不报，政府的财政收入无法得到满足。唐代还实行一种复杂的税制租庸调制，政府必须同时统计土地、人口和家庭。这种税制已经超出了当时政府的统计能力，反而对财政造成了巨大拖累。
由于上述原因，唐代的经济虽然大发展，但财政却一直不健康，从而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唐代后期进行了税法改革，默认土地私有制，形成了较为简单的两税法，并开始加强各种专卖制度，形成了庞大的国有垄断经济。这些特征传给了五代、两宋，并在宋代形成了庞大的政府垄断。
宋代，因为战争成本、养官成本都很高，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专卖制度，并开创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纸币实验。纸币最先由中国的民间银行创造，展现出了巨大的活力，也带来了一定的不稳定，政府随即将纸币发行权收归国有，并发现了纸币的巨大财富再分配效应。从这时开始，除清代外的后代政府都通过纸币从民间吸取大量财富，并形成世界上最早的一系列恶性通货膨胀。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三周期从辽金出现萌芽，在元代继续发展，到了明清两代，则形成了稳定的模式。这个周期的特征是：土地制度重回私有制，官僚制度上建立起了具有无限控制力的集权模式，并依靠封锁人们的求知欲，形成了巨大的稳定性。这个周期在财政上是保守的，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放弃了不稳定的纸币体系，回归更加原始的货币制度，但这套财政制度又足够简捷，足以维持很长时间。
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个体系可怕的稳定性可能让我们永远停留在第三周期内，虽然经济上绝对不会有突破性发展，人民的生活却也并不差。只是到了清末，随着海外影响的到来，中国财政才开始了近代化的路程，并有了突破农业社会桎梏的机会。它曾经充满了希望，却最终被迫回归到国有企业、金融垄断与土地公有制的两千年往复中。
本书的写作目的，不仅仅是回顾古代，而是通过研究古代问题来研究现代。当了解了古代的财政逻辑之后，读者再看待现代问题时，可以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并能够判断现代经济和社会的走向。
引子
汉武帝：两千年帝国财政的教科书
汉武帝是中国集权财政模式的开创者，他的制度在多方面影响了中国未来两千年的历史。
后世的人们往往敬畏汉武帝的赫赫战功，却没有看到，他的战争将文景之治时期积累的国库储蓄全部耗空，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包袱。
在汉代，一场战争的花费，就可以达到中央官吏俸禄的几十倍，战争可谓消耗巨大的游戏。仅仅靠农业税无法应付战争开支，为此，汉武帝尝试了几乎所有可能的财源，从卖官鬻爵，到发行减值货币，再到加强商业税等，但均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开支。最终汉武帝财政需求的，是垄断自然资源、开办国有企业。为此，汉代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国有制体系。
汉武帝的做法使得政府的角色从收税变成了参与经济的实际运营，也由此带来了官僚制度的变化，破坏了原来的小政府模式。
汉代建立的中央集权模式，带来了一个无解的困境：中央政府要维稳，就必须多收税；要多收税，就必须建立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而这势必影响到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停滞后，又反过来影响政府维稳，从而造成王朝的垮台。
一场影响中国两千年财政制度的战役
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六月，一场发生在马邑（今山西朔州）的战役决定了未来两千年中国的走向。
这场战役的一方是汉朝的大军，主要策划者是一个叫作王恢的官员，另一方则是匈奴的军臣单于。与后来汉匈之间连绵不绝的战争相比，马邑之战显得异常平淡，双方甚至没有实质性的接触，但它却成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牌，产生的连锁反应导致了一场影响中国财政的大变局。
这次战役彻底破坏了汉匈的信任关系，双方从和平跌入连绵不绝的战争。战争又破坏了汉初健康的财政，迫使武帝不得不建立起一套特殊的财政体系。这套新体系又延绵两千年，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这次战役的原因和经过如下。
公元前202年，经过了秦朝末年的群雄并起，刘邦脱颖而出，结束了中原的分裂，建立了汉帝国。
刘邦统一中原后，随即与匈奴发生战争。谁知大汉皇帝却敌不过草原霸主，刘邦在白登山（位于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团团围困，差点儿成了俘虏。从此以后，汉代的皇帝大都保持和平姿态，不惜利用和亲的手段来安抚匈奴，避免战争。和亲的女子并非真正的公主，而是从刘姓家族中找一个女孩，由皇帝认作干女儿，嫁给匈奴。
然而，上述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大的争论。随着汉代经济实力的增强，是和是战已经成为君臣之间激烈讨论的问题。
到了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匈奴的军臣单于再次要求和亲，武帝认为这是一次改变政策的时机，于是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争论的两极以两个人为代表，主和的一方是御史大夫韩安国，主战的一方是大行令王恢。
王恢的籍贯是燕地，即现在的北京、河北一带，与蛮族接壤。他本人也担任过边吏，又参与过对南方闽越的军事行动，是个坚定的主战派。他认为，匈奴单于喜新厌旧，和亲后往往很快就背信弃义，制造新的麻烦，所以不如拒绝和亲，准备打仗。而御史大夫韩安国则认为，匈奴的土地过于贫瘠和广阔，如果要打仗，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即便打胜了，也没有太多的好处，得不偿失，不如继续和亲政策。
汉代实行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僚制度，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拥有监察百官的权力，是朝廷最有话语权的官员之一。而大行令（最早称典客，景帝时改称大行令，武帝后期改称大鸿胪）属于九卿之一，比御史大夫地位低，但他的职责是管理归附朝廷的外国人，匈奴事务与他负责的领域直接相关。
一个是三公，一个是直管官员，两者的话语分量不相上下，也不难看出武帝时期朝廷内部对匈奴态度的分歧之大。
这一次，御史大夫韩安国的意见占了上风，武帝许诺与匈奴和亲。汉匈和平又维持了一年。
到了第二年春天，一位生活在马邑，叫作聂壹的富豪求见大行令王恢。他认为，匈奴刚刚和亲，对汉朝警惕性降低，此时恰是攻击匈奴的最佳时机。
聂壹的话与王恢的观点不谋而合。他把聂壹的意见上呈汉武帝，于是宫廷里又展开了一次讨论。武帝首先给此次的讨论定了调。他说，朝廷不仅与匈奴和亲，还赠送给他们大量的礼物，但匈奴态度傲慢，屡屡犯边，有人建议使用武力教训他们，请大家讨论可否。
主要的争论仍然在御史大夫韩安国和大行令王恢之间进行。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汉书》列出了双方争论的三个回合，直到王恢第四次发言后，皇帝才拍板决定使用武力。
根据聂壹的计谋，他本人偷偷逃到匈奴军臣单于处，获得信任后，向单于建议：他有把握砍下马邑令守的人头，将匈奴放入城中，夺取城池。
单于轻信了聂壹的话，把他放回马邑。聂壹将一名死囚的人头砍下来，挂在城外，匈奴的使者误以为这就是马邑令守的人头，回去禀告单于可以进军了。单于亲自率领十万骑兵前往马邑。
与此同时，汉朝派遣了三十万汉军（《史记》记载是二十多万），并任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令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这四位将军由御史大夫韩安国（他被任命为护军将军）统领。
汉军人马都埋伏在马邑周边的谷地里，一旦单于到来，就由王恢、李息、李广等人击其辎重，其余人马与其大部队作战。
如果军事行动成功的话，可以全歼匈奴单于所带来的十万骑兵，对匈奴造成致命打击，使其丧失与汉朝对抗的能力。
然而，军事行动进展得并不顺利。
匈奴单于在进军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好的兆头。
首先，匈奴进攻马邑并无长期占领的打算，而是以劫掠为主。在进军的路上，距离马邑还有上百里，匈奴已经开始了劫掠。他们发现，虽然路上有不少的牛羊可以抢劫，但是连一个牧人都没有碰到。
这时他们正好经过一个烽燧，单于临时下令占领这个烽燧。此时，有一个武州的小官恰好在这个烽燧上，他被匈奴抓住，供出了汉军的计策。单于大呼上当，引军撤退。埋伏的汉军得到匈奴撤退的消息，连忙追了上来，但由于距离遥远，没有追上，只得撤离。
唯一有机会和敌人接触的是大行令王恢的部队。他率领三万人马负责拦截匈奴辎重。就在他率军杀向敌人的辎重部队时，却得到消息：匈奴主力已经回撤，要和辎重部队会合了。经过再三考虑，他认为三万人无法与匈奴主力抗衡，于是率军撤退了。
这次战役以匈奴的撤退和汉军的无功而返告终。由于动用了三十万军队，消耗了大量的粮草，汉武帝大怒，要惩罚当初坚决主战的王恢。他认定王恢临阵退缩。与其他将军追不上敌人不同，王恢是可以赶上并攻击敌人的辎重部队的，然而他却选择了退军。在军法上，擅自撤退是斩首之罪。
王恢则辩解说，他的人马太少，无法与匈奴主力抗衡，他的撤退保全了汉军的三万人马。不过，暗地里他却贿赂时任丞相的武安侯田蚡，希望田蚡为他说句好话。田蚡本人不敢对皇帝明言，就找太后去说情：反对匈奴最坚决的人是王恢，杀了他就等于是替匈奴出了气。
但武帝不为所动，坚持认为王恢的临阵退缩让汉军失去了获胜的可能。出于面子考虑，汉军急需的是一场胜利，哪怕只是对辎重部队的小胜，也比什么都没捞到要好得多。
整个事件以王恢自杀而告终。马邑之役落幕。
既然战役过程平淡无奇，而且由于错失时机，对敌人没有产生任何杀伤，那为什么还说这次战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呢？
原因在于：此次战役标志着汉帝国和匈奴的彻底决裂。此后，匈奴再也不相信汉朝，不指望和平，双方之间进行了连绵不绝的恶战，就算想停都停不下来了。
这些恶战对于汉匈双方来说都得不偿失。匈奴人口少，战争消耗大，内部也产生了分裂，到了东汉中期终于瓦解；而战争给人口众多的汉帝国带来的影响，则是帝国财政的崩溃。为了应付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汉武帝不得不放弃了汉初宽松的财政税收制度，另辟财源。于是，一整套国家垄断、国家干预经济的制度被建立起来，这套财政制度延续了两千年，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一场小小的战役改变了汉匈关系，进而改变了帝国的财政结构，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经济发展。至今，我们仍然在接受那次战役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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