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先从约翰福特说起。在日本帝国海军偷袭珍珠港的那天，他已经身穿军服3个月，身处离好莱坞3000英里远的地方。当轰炸的消息传来，已是海军少校的福特和妻子玛丽正在安德鲁皮肯斯少将位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家中参加周日午宴。一名女仆焦急地拿着话筒走进房间。是陆军部那帮人，她结结巴巴地说出主人的军衔。少将离开餐桌去接听电话，宾客们在各自的座位做好准备。随后他重返宴会厅宣布：先生们，珍珠港刚刚被日本袭击。我们正式进入交战状态。宴会厅四下议论纷纷，少将夫人试图拯救这个下午，光在这里兴奋于事无补，这已经是在这间饭厅宣布的第7场战争了，她向福特夫妇展示墙上的一个弹洞，那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被火枪子弹射穿的。我不让人把它填起来，她告诉他们。
玛丽福特事后回忆道：那张桌旁每一个人的生命从那一秒开始改变。但福特早已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彻底地，骤然地。1941年后期，电影业内大多数人，一如这个国家的其他人，都相信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时间问题。但这场被同事看作只会笼罩远方地平线的战争阴影，却被福特看作一种必然，它要求进一步的准备，而且会回报做好准备的人。数月前，他就已经离开好莱坞来到华盛顿。那个9月，他把所有晚上和周末都用来监督海军志愿摄影分队的组建，亲自训练摄影师、录音师和剪辑师，让他们可以在战争条件下近距离完成工作；为了能够在颠簸摇曳的船上进行拍摄，他甚至使用了常平架平台。如果战争不可避免，他相信对战争的记录将必不可少，而这项工作绝不可以交给业余的人或者陆军部笨拙的官员。
即便如此，福特依然不可能是带领好莱坞迎战的候选人。他老到可以成为应召军人的父亲了，他已46岁，再过几年就会迎来第一个孙子。虽然在过去几年，他一直在好莱坞的各个委员会上贡献他的力量奔波于干涉主义者、热诚的反纳粹活动家和一个致力于为西班牙内战提供援助的特别小组的领导们之间但他并没有真正到这些战争的前线去。自1939年起，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一系列电影，包括《关山飞渡》（Stagecoach）、《童年林肯》（Young Mr. Lincoln）、《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等，这些电影让他成为好莱坞最受尊敬的导演。
到底是什么触动了福特，让他在完成《青山翠谷》（How Green Was My Valley）的拍摄仅3个星期后这部电影让他赢得了7年内第3个最佳导演奖就离开他如日中天的事业，要求从海军后备役调到现役？是由于14个世纪以前，作为高中生参加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入学考试名落孙山带来的挥之不去的耻辱感吗？是由于当时为了闯入好莱坞而忙于担当替身、演员和初出茅庐的导演，以至于错过1917年美国加入一战因而生出的尴尬吗？福特的动机即使对于其至亲来说都是个谜，包括他的妻子，共同制作电影的同事，以及在他最爱的地方好莱坞运动员俱乐部喝酒的伙伴。莫非这位顶尖导演厌倦了好莱坞的华而不实？其中一篇报道提出这样的疑问。福特似乎乐于完全不给予解释，他答应接受采访谈论他的决定，最后却只肯给出一个答复：我认为这是这个时间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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