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简介
闵冬潮
2002年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学位。2003年获洛克菲勒人文学者研究基金，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从事“社会性别和全球化”的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任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及性别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至2016年获得欧盟第七框架玛丽·居里行动计划国际人才奖学金研究项目的资助，在哥本哈根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NIAS）任客座教授。近期出版的英文专著有Translation and Travelling Theory: Feminist Theory and Praxis in China，（2016）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参与编著Revisiting Gender Inequality，Perspective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16）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在博洛尼亚老城区一条无名的街上有所La Scuola Vecchia（字面意思就是老学校），这是个属于博洛尼亚城的机构。在这里，当地传统的意大利面食（内含丰富的鸡蛋、呈羊皮纸色泽的面食）是由手工制作的，人们要花很大的工夫在大面板上用长而细的擀面杖来擀面，擀出的面要既有弹性又薄厚适中，然后挂起来风干，或者做成各式意式饺子（tortellini），这些都是当地特产。授课每天都有，而且对食品专家或热爱烹饪的业余爱好者开放。这个学校还有一个小饭厅，带有一张家常的、可供十几个人就餐的桌子，在那儿，人们可以像在家里一样围坐一团就餐，或者课程班的成员能在那里品尝他们的成果。在三月的某个春寒料峭的夜晚，我们去会见博洛尼亚慢食行动（the Bologna
Slow Food condotta）的成员，出于对我们的尊重，他们在老学校设宴，以便我们能够品尝到地道的意大利面食他们认为这是最具特色的博洛尼亚传统烹饪食品。在引领之下，我们进了屋，女主人在那儿为我们献上了一场经她忙了一天办成的宴会：带美味汤汁的小肉馅意式饺子（tortellini in brodo）、带番茄汁的大意式饺子（tortelloni al
pomodori），带番茄肉末卤的意式面条（tagliatelle al ragu），相当于英语世界中人们所知道的波罗乃兹面条，但并不像丝带那样精细却口感劲道，随后是肉类主菜、蔬菜、甜点、咖啡，期间一直伴有来自博洛尼亚山的美酒、面包（piadine，当地的扁扁的面包）以及成盘的帕马干诺干酪（Parmiggianno Reggiano）（我们两岁大的儿子很给父母面子地吃了整个一块，这很令当地人高兴）。虽说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宴会是一种老生常谈，但这个夜晚注定是一种记忆犹新的感受，在博洛尼亚之后再吃意大利面食的经历，都无法与在老学校的愉快回忆相提并论。与激起人们对过去时光联想的普鲁斯特式的玛德琳蛋糕不同，意大利面食的味道变成了一种断开（disconnection），并提醒我们某些场所与时间的不可重复性。然而，正如这种意大利面食那样不同寻常，好客的夜晚是我们最钟爱的回忆。在离开澳大利亚之前，我们以电子邮件的方式联系博洛尼亚慢食行动的参与者，并希望在我们逗留期间能够对他们的活动进行一些参与性观察，但我们还是提早几周到达了这座城市。然而，我们不仅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且还享受了这样的聚餐，这是东道主专程为我们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区（Emilia-Romagna）地区正式招待的聚餐，这让我们有机会会见了制作者并体味了作为外国人从未发现的食物。坐在老学校的餐桌旁，用英语混着意大利语交谈，食物和美酒让人分享到的愉快带来了更为有效的联系。看来，食物和美酒不论对我们而言还是对当地人来说都是一次感官盛宴。这很容易让人感到食物具有某种独特的能力让人们聚在一起，而在餐桌旁分享的愉悦就是一种真实的馈赠。
要是意大利已经成为文学和电影中田园诗的象征地，我们很难不去把这样的一餐理想地看成是慢速生活的闪现。对于非意大利人来说，好像这就是意大利人每天过的日子（Parkins，2004a）。然而，对我们来说，这个夜晚的部分快乐还源自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一次迎接我们的休息，它使我们摆脱了力图在一种异乡文化中安顿下来（虽然短暂）的压力和挫折。在异乡的文化中，工作（以及思考）的时间就是一种不断的努力奋斗，没有通常的工作和家庭的常规可以来安排我们的日子，意大利人日常生活的奇特对我们而言也没有什么意义，［89］同样，对我们的东道主而言，这也相当于是他们工作周中繁忙的职业生活中的一方绿洲（这样一种文化意味着尽管是在当代意大利人的工作文化要求之内，较晚的午餐时间和持续更长的进餐时间意味着或许他们也具有更多的机会来享受慢速的时光）。a有人或许会设想，慢食运动的成员故意选择去有机地安排他们日常的时间表以便使慢速成为可能，尤其是在食品和饮食方面。但是，放眼全球的日常生活，抛开愉悦不说，快速与社交在频频地彼此相斗，还有可能慢速吗？对一些澳大利亚慢食聚餐会的领导者的采访表明，虽然并非所有人的日常实践就定然是他们所渴望的慢速的范例，但他们都热情地拥护慢食的哲学，并发现这是他们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一个源泉（比如，Bianchino，2004；Taylor，2004）。在《慢》杂志上还经常刊登如何在寻常的层面上实现慢速的困境的讨论，例如，在对克斯汀缪勒（Kerstin Mller）当年38岁的德国绿党领袖和慢食运动的成员的采访中，人们问她如何在非常紧张忙碌的时间表中找出时间来吃东西。缪勒回答说，一般来说，在一整天中都不会想到食物。我不吃早餐，也不吃午饭，除非有客人才吃午餐，只有当傍晚降临，我才发现自己已饥肠辘辘（Kriener，2002：82）。在遭遇了部分采访者的怀疑后，缪勒勉强承认，在她办公室里有一个大碗用来盛水果，她可以捡些水果吃。采访者坚持说：
《慢》：但是白天的时候吃点儿东西会是停一会儿的一种方式。你可以从单调乏味的工作中脱身，并让自己远离那其余的十五个小时，这十五个小时你将靠着你的肾上腺素极度兴奋地花在工作上。而吃点儿东西，这会是既有益又享受的小
憩。
缪勒：这恰恰就是不可能的就是没工夫停下来。所以，我宁愿晚上和我的先生或者朋友们一起好好吃晚饭，那时，一天的工作结束了，而我可以心神安定地吃顿好的晚餐。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确实已经学会珍惜一顿美餐的愉悦以及因此而带来的那种幸福舒适的感觉。（Kriener，2002：82）
但是，一天中只在工作了十五个钟头后与他人共进一餐，这与缪勒想象中推崇的宁静的物质上的愉悦的慢食哲学又有什么相似之处？尽管身为慢食运动的一员，但缪勒在许多方面却是一位典型的快速全球主体（fast global subject），显然，对她而言，缓慢生活是一个目标而不是一种现实的日常生活：她没有时间吃饭，甚至不去考虑食物，但又为她外表上体重增加的后果而担忧（Kriener，2002：82）。在这个事例中，由美好的晚餐所代表的食品，实际上是慢速生活唯一44的象征，其愉悦的意象被多种因素所决定，这种愉悦，缪勒说，能给人一种幸福舒适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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