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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遗失的民国摄影大家，1910-1929年在华期间，当过溥仪的御用摄影师，拍过迄今中国影像史上并不多见的壬子兵变、袁世凯祭天祭孔、内阁会议、袁世凯葬礼等这些发生在民国北京的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如此，他更拍摄了大量的北京城风景建筑和民风民俗，改造中的正阳门、颐和园玉带桥、从热气球上俯拍的北京城，所有这些不但丰富着广大受众的民国北京想象，更以不同尺寸、不同格式显示着这位摄影师摄影技法的多样性。总之这是一本具有知识性和一定观赏性的摄影书，而且从内容到形式都具备丰富性。特别推荐随书附赠的北京城全景拉页，它将尽显100年前的北京城繁华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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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该书为遗失的民国摄影大家约翰詹布鲁恩的民国北京摄影作品集，汇聚了约翰詹布鲁恩在华期间（1910年-1929年）拍摄的壬子兵变、袁世凯祭天、内阁会议、袁世凯葬礼、孙中山移灵、庆祝一战胜利、五四运动、孙中山奉安仪式等发生在民国北京的重大历史事件（多数为首次发布），大量风景建筑和民俗影像，以及他租用热气球俯拍的北京城影像。
不仅如此，詹布鲁恩的影像，曾被制作成不同尺寸的照片、幻灯片和彩色明信片售卖，成为了民国照相馆生态、摄影技术技法和影像传播研究的第一手珍贵史料。特别是他留下的保存极佳的10英寸底片，不仅记录着大量珍贵的影像，还隐藏着一段段民国摄影史、民国摄影科学技术史，民国照相馆史，民国中西摄影文化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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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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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詹布鲁恩（John Zumbrun，1875 1949），出生于美国，早年参军，参加过美西战争（1898）。1910年前后来到中国，在使馆街经营Camera Craft照相公司，直到1929年由于健康原因，他离开北京，带着在北京拍摄的所有底片以及照片，返回美国。在北京期间，他为溥仪、袁世凯、张勋、曹汝霖、陆征祥等重要人物拍摄过照片，记录过壬子兵变、袁世凯祭天、内阁会议、袁世凯葬礼、张勋复辟、庆祝一战胜利、五四运动、孙中山奉安仪式等发生在民国北京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照相馆摄影师，他的足迹可谓遍及北京及周边各处，他多次前往使馆区、紫禁城、颐和园、北海、圆明园、西山、中南海、各处城门城墙、热河行宫、卢沟桥、雍和宫等处取景照相。此外，他还在街头拍摄了大量民俗影像，记录了民国初年北京居民的市井生活原貌。通过他的摄影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摄影技术和摄影语言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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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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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照相馆摄影师镜头下的民国北京 007
补白与重构：早期中国摄影史研究维度与空间 012
直击历史 025
建筑景观 057
民俗风景 143
彩色影像、立体照片和宽幅照片 212
后 记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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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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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馆摄影师镜头下的民国北京
车 亮
1929年8月，54岁的约翰詹布鲁恩（John Zumbrun）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在上海登上了前往美国的客轮太洋丸号（Taiyo Maru），在抵达美国西海岸之前，客轮还将在日本和夏威夷停留。在他随身携带的铁皮箱子里，装着他在北京的所有影像记录，包括开设照相馆期间拍摄的所有底片，还有相机和照片、幻灯片、明信片，以及出版的画册。
1910年詹布鲁恩来到中国之前，他曾在美国军中服役，参加过美西战争。1916年，他在长城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路易丝赫尔德琳小姐（MissLouise Hoelderlin），两人一年后结婚。要不是因为身体健康恶化，詹布鲁恩不会离开中国。这或许和12年前的那次受伤有关，当时张勋的辫子军进京复辟，在城墙上拍摄两军交战的詹布鲁恩被炮弹炸伤。但这也只是他在北京用照相机记录的众多历史事件中的一件，1929年8月2日的《南华早报》这样评论他的离开：詹布鲁恩先生在京开设照相馆19年，他的作品蜚声海内外，曾用镜头记录下了这期间发生在北京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詹布鲁恩在北京使馆街开设照相馆的时间段，恰好同民国北洋政府统治的时间相吻合，因而他拍摄的这些珍贵的历史影像，从某种意义上说构成了一部民国北洋政府影像史。
1912年，宣统退位，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2月27日，临时参议会、临时政府派蔡元培为专使，宋教仁、汪精卫为专员，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2月29日，袁世凯治下的北洋军阀曹锟的第三镇一部在北京哗变，波及保定、天津等地，京津一带一片混乱。经此一变，袁世凯得以留在北京。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北京兵变，又称壬子兵变。
北京乱兵在崇文门、东华门等处劫掠，前门外的珠市口、骡马市大街、琉璃厂等处也有店铺被抢，地安、东安两门外的火势最为猛烈。虽然事发突然，且乱兵出没，詹布鲁恩仍然在现场拍下了一组珍贵的壬子兵变影像。在他的镜头中，民房商铺被毁，平民惊恐围观，东单牌楼被烧得只剩下了半边。
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后，为了限制其个人权力和派系势力，内阁总理及成员的人选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内阁就更换了4任，可见多方政治斗争之激烈。詹布鲁恩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把自己的业务拓展到了北洋政府内部。1912年，他拍摄了内阁成员举行会议的合影。
1912年10月10日，在武昌起义一周年之际，袁世凯站上了作为临时大总统府的前清陆军部衙前的阅兵台。他所检阅的部队并不是自己一手打造的北洋新军，而是包括前清遗留的拱卫军、禁卫军等卫戍部队11000余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袁世凯在向南方表现自己对军队的掌控能力。受阅队伍沿今天的崇文门内大街、东单大街北上，行至陆军部东南角后转向西，逐次经过阅兵台，接受袁世凯的检阅。詹布鲁恩就在检阅台对面拍摄了这次阅兵，这是袁世凯第一次出现在他的镜头当中。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令》，1914年又颁发《祭孔令》，恢复祭孔规定，且明令于孔子诞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必须举行祭孔典礼。9月28日，袁世凯于早晨6点半抵达孔庙，换上礼服，由侍从官引导行礼，三跪九叩。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这是民国的第一次祭孔。3个月后，袁世凯在天坛以大总统身份举行祭天典礼，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国家祭天庆典。内务部精心筹备了祭天大典，并按照复古基调对祭服、祭礼、祭品进行了详细规定。1914年12月初，修整天坛内外设施的筹备工程启动；19日起，袁世凯等各部官员开始了为期3天的斋戒，其中散斋两天、致斋一天；21日，袁世凯特发祭天告令。
12月23日上午6时，袁世凯乘汽车出总统府，在天坛南门外换乘礼舆到昭亨门，换乘竹椅至坛前。入门后，袁世凯率领百官登上天坛台阶，然后按照燔柴、初献、亚献、终献、饮福受胙、撤馔与望燎的流程行礼。詹布鲁恩是拍摄这一仪式的唯一摄影师，当时的外交部也曾找来其他外国摄影师专门负责照相，但因为
事先没有和警卫接洽，被挡在了天坛门外。
詹布鲁恩显然很满意自己拍摄的这组影像，其中部分照片被他洗印成不同尺寸售卖，并被作为重要内容收录于他出版的《北京系列》画册中。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他的倒行逆施遭到各方反对，并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亡。
虽然袁世凯在遗嘱中提到余之死骸勿付国葬，由袁家自行料理，但继任大总统黎元洪还是发布命令为袁世凯举行国葬。在他出殡的那天，鸣炮108响，学校停课，丧礼所用器具、仪仗均为当时北京城内最上等的。
袁世凯的灵柩由北京运至河南彰德安葬，路线是从中南海新华门出，沿西长安街经长安右门往东，至天安门前折向南上御路，穿过中华门、正阳门城楼进入瓮城，再向南穿过正阳门箭楼，转向西到达前门西车站，经由火车前往彰德。詹布鲁恩在沿途拍摄了大量出殡时的照片，显然他借鉴了3年前隆裕皇太后葬礼拍摄的经验，那次詹布鲁恩是在正阳门城墙上，没能拍摄到太多近景和细节，从照片中只能看到熙熙攘攘围观的人群。这一次以及后来1925年孙中山移灵时，他都选择在街边等待或跟随出殡队伍进行拍摄，以近距离捕获更多细节。
在北京开设照相馆的19年中，詹布鲁恩同北京各方政治势力都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他的镜头中除了袁世凯外，还有陆征祥、张勋、曹汝霖等人，甚至还有溥仪及其洋师傅庄士敦的少量影像。其中溥仪在御花园与友人一同把玩相机的照片，无疑已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一幅名作。
当然，詹布鲁恩也并非总是关注那些政坛上的风云人物。1919年，北京学生发起五四运动，詹布鲁恩也走上街头，用镜头记录了这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业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在他拍摄的照片中，我们能够看到不同身份的示威者手持还我青岛青岛是中国的卖国贼曹汝霖等标语走上街头。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的组织下，各阶层人民多次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声援上海人民。詹布鲁恩再次拍摄了北京人民示威游行时的珍贵影像。
詹布鲁恩以一名照相馆摄影师的身份，记录下了他在北京所经历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然而在他北京生活的19年里，大部分日子是平淡无奇的。北京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清苦却平静。
来北京的外国游客是他开在使馆街的照相馆的主要顾客，詹布鲁恩拍摄了大量北京的建筑景观和民俗照片以迎合他们的口味和需求，紫禁城、长城、天坛、明陵、西苑、颐和园、圆明园遗址、景山、黄寺、古观象台、国子监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北京的驼队、摊贩、街边店铺、女子和孩童、手艺人和伶人也都被他用快门留下了永恒。
为了更大视角的拍摄北京城的全貌，他选择了宽幅转机进行拍摄。在北京饭店的顶层，他拍摄制作了近两米长的北京全景照片长卷（见本书附增拉页）。为了获得更好的视野，他甚至搭乘热气球到空中去俯拍。这些影像对研究北京城市发展变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影像资料。
2015年，在詹布鲁恩一家离开中国86年后，当年他带走的那只铁皮箱子再次回到中国。尘封的底片袋被打开了，反银的相片诉说着它承载的历史，这些影像中记录的历史事件让人如同身临其境。此外，詹布鲁恩对北京建筑景观和市井民俗全方位、多角度的拍摄，更让观者进入了奇异的穿越。
詹布鲁恩的影像，曾被制作成不同尺寸的照片、幻灯片和彩色明信片售卖，加之他使用过的摄影器材，成为民国照相馆生态、摄影技术技法和影像传播研究的第一手珍贵史料。特别是他留下的保存极佳的10英寸底片，不仅记录着大量珍贵的影像，还隐藏着一段段等待后人挖掘、研究的民国摄影史、民国摄影科学技术史、民国照相馆史和民国中西摄影文化交流史。
补白与重构：早期中国摄影史
研究维度与空间
曾 璜
影像藏品金融化属性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摄影收藏的普及和发展，一些鲜为人知的原版照片、底片在财富效应的驱动下，从压箱底的薄薄一张纸，变成了厚厚的一摞摞钞票，这次出版的《约翰詹布鲁恩镜头下的北京19101929》，就介绍了在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位记录民国早期历史的重要摄影人，也是中国摄影史上一位遗失的重要摄影大家。
詹布鲁恩，美国人，于清末民初来到中国。当年的《南华早报》介绍说：詹布鲁恩先生在京开设照相馆19年，他的作品蜚声海内外，用镜头记录下了这期间发生在北京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但是，正如出版了3本中国早期摄影史巨著的东方摄影史学家泰瑞贝内特（Terry Bennett）描述的那样：早期在中国拍摄的摄影师多是外国人，因此早期的中国照片多流散于国外。而且鸦片战争后中国战乱不断，更摧毁了很多国内影像资料，割裂了中国摄影的历史。这是遗憾，也是机会！将遗失的摄影家和影像找回来，不单单是影像史的问题，也不单单是摄影史的问题，还涉及了视觉文化发展史、艺术史、美术史和中
外文化传播史等方方面面
一、晚清摄影史的重拾
摄影术发明于1839年，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其间主要的摄影活动由中国民间摄影师和外国来华摄影师构成，且1911年之前没有什么敏感的禁区，对清末摄影史研究的主要挑战是重拾。
针对1842年到1879年的阶段，英国东方摄影史学者泰瑞贝内特做了很多研究工作，中国摄影出版社在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下，翻译出版了其3本巨作，填补了许多中国摄影史资料的空白，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开始对中国进行系统的影像采集，留下了大量的出版物和文献。目前晚清摄影史研究最大的挑战是对18801894年这段摄影史料的考证和研究。1880年前后，摄影术发生了从湿版到干版的变革，照相机和底片均可工业化生产，摄影家可带着底片外拍，摄影术得到普及，摄影活动大量增加，摄影家的辨认工作变得更复杂。诸如，摄影家是谁，他们为了什么拍摄，来华摄影家的身份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来中国，这段历史是大的空白。
二、民国摄影史的重构
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民国摄影史的不少史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遗失了，特别是民国政府时期的摄影和外国摄影家，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被大陆摄影学界所了解。
目前中国摄影史中有关民国摄影的主要内容由红色摄影和国统区的民间摄影所构成。其实在红军抵达延安之前，没有红色摄影。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共产党第一代专业摄影人如郑景康、吴印咸、徐肖冰等去了延安，沙飞、石少华等去了晋察冀，才诞生了中国的红色摄影。而1937年之前，中国摄影史的框架应该是由民间摄影、国民政府的摄影和外国摄影师在华活动3个部分组成。
19371949年期间，中国摄影史的框架包括已有的红色摄影和民间摄影、国民政府的摄影和近年来陆续补充的外国摄影师在华重要活动4个部分。民国期间，哪些外国摄影师曾来华？拍摄了什么？出版有哪些画册？他们对中国摄影史的贡献和成就是什么？现在需要我们以跨越国界、跨越文化、跨越语言、跨越意识形态的思维，去挖掘、找寻、研究和梳理。
先举两个特殊案例。英国的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是世界摄影史上著名且重要的一位摄影家，曾因是英国皇家御用摄影师而被授予爵位，近年在巴黎和纽约举办了作品回顾展。在中国摄影史里没有他的名字，但影像艺术品收藏市场新近出现的史料表明，比顿在二战期间曾受英国新闻部的派遣到远东拍摄，
先后出版了3本有关中国的书，其中《中国相册》（China Album） 刊登了107幅照片，记录了中国西南地区人民抗日的景象，不乏经典名作，在西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再如，美国纪实摄影的鼻祖人物之一的阿瑟罗斯坦（ArthurRothstein），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纪实摄影大潮兴起之后，才将其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纪实摄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 一书翻译成中文，广为传播。罗斯坦虽然在中国纪实摄影界有不小的影响，但大多数中国摄影人并不了解他在1946年曾被国际人道主义机构派遣来华，拍摄记录湖南衡阳的饥荒，2015年出现在中国收藏市场上的一批原版照片补白了这段摄影史。
赫伯特克莱伦斯怀特（Herbert Clarence White）及其胞弟詹姆斯亨利怀特（James HenryWhite）是两位非常重要的被遗失了的摄影家，他们于1926年出版的《燕京胜迹》（PeKing The Beautiful ）不仅是民国期间装帧最豪华精美的摄影画册之一，更独特的是其前言出自胡适之手，配图说明则来自德龄公主。毋庸置疑，胡适和德龄公主的文字给予这本书比同时代同类摄影画册更大的价值，但有关怀特兄弟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此外，美国人唐纳德曼尼（Donald Mennie）可能是民国时期最好的风景摄影大家之一，他在1926年出版的《扬子风景》（The Grandevr of the Gorges ）是中国摄影史上最精美的摄影画册之一，近年来在收藏市场上出现过近10部他拍摄出版的摄影集，在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和文化上有很高的价值。约1944年，曼尼病死于上海的日本集中营中，有评论认为中国亏欠他太多。曼尼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起了世界摄影史学者的关注，但他与怀特兄弟一样，仍鲜见于中国摄影史。
在中国摄影收藏出现的10年里找回的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摄影家还有：西德尼甘博（Sydney Gamble）、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Geil）、青木文教Aoki Bunkyo、约翰詹布鲁恩（John Zembrun）、喜仁龙（OsvaldSiren）、岛崎役治、亚瑟德卡瓦略（卡法卢，Arthur Alfred de Carvalho）、恩斯特柏斯曼（Ernst Boerschmann）、汉茨冯佩克哈默（Heinz von Perckhammer）、斯尔格沃特加索夫（Serge Vargassoff）、海岚里昂（Hyland Lyon）、卡尔迈当斯（Carl Mydans）、哈里森福
尔曼（Harrison Forman）、海伦娜哈佩诺特（Helene Hoppenot）、爱伦凯特琳（Ellen Catleen）、美国164通讯队的摄影师等等。
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在刚刚出版的《中国影像史》（中国摄影出版社，2015年1月，一套10卷）中拥有一席之地。
三、小语种里的中国摄影史料
在重拾中国摄影史料之时，我们还需关注法国、德国和日本的来华摄影家。由于语言障碍，法语、德语和日语的资讯相对较少，但法国、德国和日本这3个国家都是摄影大国，摄影书籍的出版也比较发达，留存在这3个语种里的中国摄影史史料不少，却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挖掘和介绍。
1.早期德国来华摄影家
在中国摄影史上有几位很值得一提的德国摄影家，如1900年前后出版过《北京》（Peking ）私家摄影集的德国驻华公使阿尔方斯穆默冯施瓦茨恩斯坦茨（Alfons Mumm von Schwarzenste，18591924）。20世纪初，施瓦茨恩斯坦茨来华接任被义和团杀害的德国驻华公使奥古斯特冯克林德。他是一位水平很高的摄影师，1901年将在任期拍摄的照片结集，出版了私家书《北京》，据说限量发行500本。不过，有关他的摄影研究在中国几近空白，他还拍摄了什么照片？照片还用于其他用途吗？现底片保存在哪里？伊斯特奥尔末（Ernst Ohlmer）是最早出现在中国摄影史中的德国摄影家，其最重要的作品是19世纪60年代拍摄的圆明园废墟照片。这些影像是已知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后，有关西洋楼遗迹的最早影像记录之一。但是这批重要的照片在拍摄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被传播，直到1932年上海学者滕固赴德学习时，辗转得到底片带回中国，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3年出版，至此这批重要的影像史料才公之于众。奥尔末在中国的摄影活动一直到前几年刚出版的《中国摄影史：18421860》中才被仔细介绍。但他是最早来华的德国摄影家吗？
1902年，恩斯特柏斯曼（18731949）作为负责青岛德国殖民建设的官员来华，后得到德国政府支持于19061909年前往中国12个省以考察中国古建筑，拍下了数千张皇家建筑、宗教建筑和典型民居的照片，整理出版了多部论述中国建筑的专著，其中以1923年出版的《中国的建筑与景观》（Baukunst undLangschaft in China ）最为著名。该书精选了288幅照片，并按省份进行了分类编排。柏斯曼作为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中国古建筑专家，其摄影成就一直不为中国所了解，直到他的摄影作品集在摄影收藏市场拍出高价之后，才受到中国摄影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已知中国第一本人体摄影集《百美影》也是德国人拍的，摄影师是汉茨冯佩克哈默（18951965）。一战后，佩克哈默作为战败国的士兵曾在北京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他曾多次来华拍摄，拍摄的《北京美观》和《中国与中国人》是入选德国摄影史的著作，而他入选中国摄影史的是出版于1928年的《百美影》。书中的31幅照片带有朦胧的东方情趣与统一和谐的视觉风格，情色而不淫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同一位摄影家，因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文化和不同作品，成就了不同的历史地位。
近年业界对来华德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Hedda Morrison）有不少研究，但知道同时期在华的德国女摄影家爱伦凯特琳（Ellen Catleen）的就比较少。她1934年出版《了解北京》（Peking Studies ）后，嫁给了时任荷兰驻华大使的廉索贝克（W.J.R.Thorbecke）并改为夫姓，以Ellen Thorbecke的名字出版了《中国人像》（People in China ）和《上海人像》（People inShanghai ）。目前尚未见到有关这位女性摄影家的研究资料。从摄影师的性别延伸开来，谁是最早来华拍摄的外国女性摄影师？最早出版有关中国的摄影集的女摄影家是谁？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没有更多的研究和结论。
2.日本在华的摄影采集
摄影术于1853年传入日本，较中国大约晚了10年。摄影作为19世纪最重要的发明和媒介，在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崛起，又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一战跻身于世界强国后，被纳入其国家工业革命的体系而使日本成为摄影器材的制造强国。同时，摄影成为媒介和文化作为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实行殖民主义侵略的工具。
从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到1945年，日本人不仅系统地拍摄了甲午战争、侵华战争这些发生在中国的重大事件，还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对中国进行影像采集，特别是在全面侵华战争前的19201930年间，进行了系统的影像采集和研究。可以说，民国期间的中国影像史和中国摄影史的不少重要著作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因为他们保留了最为完整的民国期间的中国影像资料。除了几位中国摄影史上已经在册的日本摄影家，如小川一真、三本诚阳、山本藏七郎外，近年来出现在收藏市场上的可进一步研究的日本摄影师和日文摄影集有：
三舩写真馆，《满洲名胜写真帖》（1911）；山本写真馆，《北清大观》（1911）和《北京胜景》（20世纪20年代）；山根倬三，《长江大观》（1917）和《东极大观》（1919）；中井宗太郎等， 《大同石佛大观》（1925） 和《大同石佛艺术论》（1946）；常盘大定、关野贞，《支那佛教史迹》（6册，19251931）；关野贞、伊东忠太、竹岛卓一，《支那北京城建筑》（1926）；山中定次郎编，《天龙山石佛集》（1928）；关野贞、竹岛卓一，《辽金时代建筑及其佛像》（2册，1934）；关野贞、竹岛卓一，《热河》（4册，19341935）；村田治郎，《大同大华严寺》（1943）；水野清一，《云冈石佛群》（1944）；等等。
这批出版物中不少是中国有关该内容的第一本摄影集。从某种角度来说，日本人留下了系统的中华民国影像遗产。以山根倬三拍摄的《长江大观》为例，他旅居中国20年，照片涉及长江流域的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南昌、武汉、洞庭湖、长沙、荆州、宜昌、巫山、重庆，以及北京、大连、旅顺、奉天、抚顺、长春等地。而常盘大定、关野贞的《支那佛教史迹》，共6册采用照片900幅，内容包括广东、江苏、浙江、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18个省的几百家著名庙宇。除了学者和机构外，日本军方和主要媒介也都参与了对华影像采集，出版有从军摄影集和大量画报，还拍摄有日军扫荡晋察冀边区的影像。
小语种的还包括俄文的摄影史料。俄国摄影师在中国摄影史上，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亮点。比如，目前已知最早在北京拍照的是俄国人，19世纪中国西北部也有不少俄国摄影师活动。斯尔格沃特加索夫（Serge Vargassoff，19061965）的作品出现在收藏市场好几年了，仍无从考证这位摄影家，仅仅在赫
达莫理循的画册《洋镜头中的老北京》（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 ）的前言中出现过，说他当时在北京开照相馆，据说是当年北京仅有的两家外国人开的照相馆之一，后来他去了香港，史料中再难以见到他的踪迹。希望今后能在俄文里找到他的相关史料。在对外国摄影文化的推介中，俄文是弱项，没有多少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史料，特别是那些最早在北京拍摄的俄国人，以及最早拍摄中国西部的俄国摄影家的史料。
四、早期中国摄影史研究的空间
除了上面提到的对晚清摄影史的重拾，对民国摄影史的重构，对俄文、德文、日文和法文等非英语国家在华摄影活动的找寻和研究，还有对非职业摄影师的研究，特别是早期教会在华摄影活动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因为教会保存有很多影像史料。此外，还有对断代史的研究也是空间，因为中国摄影史的断代跟世界摄影史不同，受中国历史断代的影响，比如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义和团运动这些节点，均导致了中国摄影史和世界摄影史的断代差别。
对中西部摄影史的研究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空白。目前广东、福建、上海、北京和天津这些发达地区，史料较早、较多，也有研究人员，但对中西部早期摄影史的研究较少，其史料基本上都是空白，更不要说史论了。此外，对摄影师个案的研究，对其出版的著作个案的研究，也都有探索空间。那中国的摄影师呢？在收藏市场上出现有《中国》摄影画册，由留美学者冯国英（Kwok YingFung）在二战期间编著，全英文发表，对西方社会了解中国抗日战争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这本书对中国学者来说鲜为人知。据台湾摄影史研究的学者介绍，台湾与大陆的状况类似，有不少研究外来摄影和本土摄影的人士，但少有研究民
国摄影史的人，加之近年来台湾政局的混乱也加剧了影像史料的流失和损毁。
目前大陆的民国摄影史主要由红色摄影、民间的文人摄影和商业摄影构成，其中包括早期共产党人，如苏静、童小鹏、聂荣臻、叶剑英等，以及延安根据地建立后1000多位专职摄影师拍摄的照片，但缺乏国民政府的影像和外国来华摄影大家的影像。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有的12.6万张照片，应该是较为完整的出自国民政府官方摄影师的珍贵资料。一部较为完善、严谨的民国摄影史应该是基于红色摄影、民间摄影、外国来华摄影和国民政府摄影史料的有机组成。
1929年，由于健康原因，詹布鲁恩带着在中国拍摄的所有照片和底片返回美国，渐渐淡出了中国人的视线，有关他来华前和返美后的摄影经历仍需要我们去探索。不过，从他留下的珍贵底片，可以看出詹布鲁恩的摄影成就可与近年来浮出的民国摄影大家，如中国建筑摄影鼻祖恩斯特柏斯曼、喜仁龙,民国风景摄影大师唐纳德曼尼，出版第一部中国人体摄影集的汉茨冯佩克哈默，还有怀特兄弟和赫达莫里逊等并论，他们拍摄的民国影像正在补白和重构中国的摄影史。詹布鲁恩留下的底片，加之资料的完整性，不仅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也是巨大的文化财富。
（2016年9月于真理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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