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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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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毒奶粉、高房价、水污染，中国正在经历的，日本也曾经受； 解玺璋、韩静霆、祝勇、林特特鼎力推荐； 在今天知日的大背景下，本书的重要意义更为明显，看懂了日本的大发展时代，也就解读了我们自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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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55年，日本爆发森永毒奶粉事件，利欲熏心的厂商使用了含有剧毒成分的添加剂，造成一百余名幼儿死亡，一万多人中毒。 1956年，水俣病事件爆发，不良企业无序排放污染，造成当地大批人员中毒。 2001年，一名叫做宅间守的凶犯进入大阪池田小学，连续杀害8名小学生。 日本因为甲醇假酒曾造成数万人死亡或致残。
日本的医院血库曾几乎完全被血头控制，卖血造成的传染疾病给患者雪上加霜 每一起案件背后，都让我们看到今天发展中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影子，也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人在社会大发展中的挣扎与无奈。 戴季陶曾经感叹过：日本已经把我们解剖过无数次了，但我们还不曾将他们解剖一次。他的感慨，源于日本侵华的大背景下，国人对这个敌手仍然一无所知。今天，我们依然有必要去解剖日本一次，目的是读懂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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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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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苏，定居日本关西小城伊丹市十余年，曾兼任《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日本新华侨报》副总编，被视为较为客观而视角独特的日本问题专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拥有一档节目《萨苏说事儿》。 新浪最佳写作奖获得者，博客点击率将近一亿七千万人次，并担任《史客》系列总编，出版《国破山河在》《尊严不是无代价的》《退后一步是家园》《与鬼为邻》《京味九侃》等图书。其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获奖。曾获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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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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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从在北京挤五号线地铁说起001
第一部发展中国家日本——东瀛热点001
女大学生亡国论002
抢购风和能源危机008
到处是窟窿眼的卫生纸014
文质彬彬的女老大022
有一种恩情你或永世不知028
“女性专用车厢”记事033
美国兵身边的日本爱人040
警察和站街女的战争046
为赤裸的“艺术”052
暴走族横行东瀛058
街上流行红茶菌064
垃圾车：消灭地沟油的终极武器069
大阪有座修在高速公路上的楼072
第二部日本十案077
第一案针对老保姆的政治谋杀案078
第二案大使遇刺引发的“血”案089
第三案学生集资大王自杀案095
第四案从挖红薯谈到赤军——浅见山庄血案103
第五案雅树—吉展绑架案113
第六案小资梦想和噪音——弹钢琴灭门惨案123
第七案“怪人二十一面相”投毒案129
第八案森永毒奶粉案136
第九案光市母女被杀案145
第十案池田小学杀人案157
第三部大发展大事件163
东宝映画事件：电影明星们的武装起义164
天价房骚动：怎样解决刚性需求？172
儿玉誉士夫事件：三级片演员的反贪暴行184
附：与贪官的较量192
熊泽天皇事件：史上最大山寨行动200
三岛由纪夫：粉到*致208
水俣病事件：日本的天不是一直这么蓝215
成田机场反拆迁事件：“拆”的痛苦经历223
新干线速度：日本发展的象征230
首相池田：让国民分享发展的红利244
大阪世博会：走丢孩子最多的盛会253
附：开会宰客的悖论259
东京奥运会：日本的转折点263
第四部接吻与革命271
——日本电影史上被剪和被禁的片子
带着原罪的电影275
负责的警察厅279
被官宪视若水火的社会题材电影296
“连裤袜”也成禁区的时代302
二战后的解禁与不死的审查312
跋今天“知日”为哪般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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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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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
从在北京挤五号线地铁说起
上中学的时候，语文老师说金圣叹有三十三不亦快哉，其中之一是隔江看邻人火烧。这种完全不符合社会道德的思维方式让一众老实学生目瞪口呆。看日本在大发展时期的种种纠结，不由得让人想起了金先生这个古怪的爱好。
看邻人火烧，不仅仅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怪癖，也许，它能让我们因之而深思。
那天，为赶时间坐北京五号线地铁，周围挤得不可思议。哦，是星期一啊。星期一的北京五号线，是可以把人挤成贴饼子的。
一位用曲线形式存在于车厢的老兄破口大骂线路的设计师，说肯定是吃了回扣，才会设计出这种挤死人的车，他的同样用曲线形式存在的朋友随声附和，说对啊，外国哪有这样儿的地铁……
被挤得动不得，笔者仍然忍不住微笑了。
因为想起了一幅照片。一个女子从窗口纵跃而下，大裙子飞旋如同喇叭花，背后是挤成贴饼子状的男士们暧昧的笑容。这张照片刊登在日本历史照片集《一亿人的昭和史》上，和香艳毫无关系。它描述的是战后东京大都市化时期，由于外来人口的增加和女性进入社会工作，东京地铁乘用人员达到了设计运力的五倍。这种非人力可以形容的拥挤之下，经常有女白领无力挤到车门，只好如照片上那样跳窗而出。
这一幕，已经被作为一个难忘的镜头刻入了日本人的记忆。
日本列车上最早的“女性专用车厢”并不是为了避免性骚扰而设置，而是为了保护女性的“人命安全”。地铁当局公布的理由很日本：无论男女，同性在一起，因为体力接近，不容易把对方挤死，但男性和女性在一起，女性是可能被挤出人命。所以，设立女性专用车厢可以在同等运力条件下保障女性安全到达目的地。
这样的理由，荒唐，可笑，又有些令人感慨。社会大发展的时代，人在不断主动或被动地寻找着自己可以承受的极限。
现代空战中，飞机很难逃脱导弹的追击，因为今天战斗机的最高速度只有三倍音速，而导弹，轻轻松松就可以飞六倍。问题：飞机为什么不能也飞六倍音速呢？答案：以那样的速度在大气中机动，飞行员会无法承受。社会的高速发展，正如一场空战。当社会的各种结构在高速发展的压力下吱嘎作响的时候，我们很少想到，其实，此时最难以承受的，正是人类自身。
日本也曾经用30年时间实现了战后经济腾飞的“奇迹”，和今天中国在做的事情很相似。然而，如果审视这个奇迹的背后，就会发现，日本社会同样经历了激烈冲突。而作为这种冲突的副产品，便是各种超越道德底线的犯罪和极端行为。
1955年，日本爆发森永毒奶粉事件。利欲熏心的厂商使用了含有剧毒成分的添加剂，造成100余名幼儿死亡，1万多人中毒。
1956年，水俣病事件爆发。不良企业无序排放污染，造成当地大批人员中毒，与此案相关的诉讼，至今仍在进行。
2001年，一名叫做宅间守的凶犯进入大阪池田小学，连续杀害8名小学生，而这一案件发生时，日本厚生省已经因为类似事件通知各学校加强戒备。
日本因为甲醇假酒曾造成数万人死亡或致残。
日本的激进派学生曾在东京建立“神田解放区”与警察对抗，将当地打成一片瓦砾。
日本的医院血库曾几乎完全被“血头”控制，卖血造成的传染疾病给患者雪上加霜，直到给美国大使输血输出了肝炎，才为社会所重视。
……
每一起案件背后，都让我们看到今天发展中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影子，也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人在社会大发展中的挣扎与无奈。
在这样的时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使传统的保障与监督机制不时面临失控危险。弱势群体不能得到保障，在难以适应之下，变得异常激烈和敏感。同时，社会的高速发展，又使社会监督机制难免滞后，提供种种可能获得暴利的不良渠道，时刻冲击着每一个群体的道德底线。
这是一个人类发展的瓶颈。
在社会高速发展背景下，怎样克服超乎平常的恐惧，贪婪，浮躁，偏激，恐怕是一个社会能否顺利通过这一考验的关键。所以，在高速发展中，对人类自身的保护，似应超过对GDP的关心，因为这关系着一个社会是否存在崩溃的危险。
戴季陶曾经感叹过：“日本已经把我们解剖过无数次了，但我们还不曾将他们解剖一次。”他的感慨，源于日本侵华的大背景下，国人对这个敌手仍然一无所知。今天，我们依然有必要去解剖日本一次，目的是读懂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时代。
日本在战后有过一段高速发展的都市化时期，这段时期大约是从1950年到1985年之间的35年间。在这35年的时间里，日本从一片废墟逐渐走上了平稳发展的道路。到1985年以后，日本的社会变得颇为稳定，社会各项秩序也渐渐走入正轨。
此时，我国恰好处于消息最为封闭的时期，所以对于日本的发展一直没有明确的概念。我们一直认为日本战败之后，美国军队进驻并开始扶植日本的资本主义，经过扶植以后，日本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从废墟上的国家重新回到发达国家这样一个过程。
其实日本在这个高速发展和都市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其中包括很多我们今天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事情。比如说交通拥堵、贫富差距、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侵害等等，无论从成就还是问题的角度来说，日本高速发展时代都与当前中国大发展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
中国的GDP已经在2012年超过日本，但发展仍在持续，矛盾不时激化。同为东方国家，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常常可以在日本的发展历程中找到痕迹。看懂了日本的大发展时代，也就解读了我们自己的时代。同时，他们依靠时间和法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对我们也不无启发。既然他们走过了那个阶段，而且今天也引那一阶段为荣耀和自豪，我们中国人，又为什么不可能呢？
我始终有信心，因为，我们曾经走过那么多苦难，闯过那么多难关。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或许就是本书的目的。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我们重建信心的一个小小参考，则所期待的，莫过于此。
2013年1月6日于北京
跋 今天“知日”为哪般
《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是一本试图以图片和文字真实地介绍日本战后高速发展期的书，从性质上说，这是一本谈“知日”的书。
今天，“知日”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有什么价值呢？
2011年1月，萨苏接受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也许，正可作为回答这一问题的注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录
记者：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您觉得“了解日本”有什么意义呢？
萨苏：中国，为什么要了解日本呢？关于这个问题，动不动就会有这样的观点：“了解了日本以后，中日关系将来会变得更好”。其实，也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正因为了解了，反而变得讨厌它。
如果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因为看到日本就能了解今天的中国、昨天的中国、明天的中国，这是我要了解日本的理由。也就是说，中国人应该是为了自己而了解日本，我认为。
在今天中国生活的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烦恼，例如房价太高之类的。但是深思一下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像一只小小的蚂蚁一样，只知道蚂蚁的世界，而不知道全部世界的样子。
世界对于中国的看法，也是各种各样的。有人说中国是比日本、美国更完美的国家，也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一恶的国家。在各种各样的声音当中，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我们其实很难把握。
另一方面，如果看一看日本的话，或许可以更好地认识现在的中国。例如说，20世纪60、70年代，日本高速发展时期，在日本发生的很多事，现在也正在中国发生。例如，毒奶粉事件。日本曾经也发生过死了130多个幼儿的毒奶粉事件（森永公司的砷奶粉事件，奶粉中含有“砷”这种有毒元素）。当然了，我们去了解日本的目的，不是为了比较中国和日本哪个更恶劣，而是因为同样的事情在这个国家发生了以后，也有可能在另一个国家再次发生。快速发展的中国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社会问题将要爆发性出现的阶段。日本在某种意义上，就像一个“小中国”（缩小版的中国）似的存在，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国的“试验场”一样来考虑。
记者：您说的是，日本对中国来说，就像是镜子一样的存在是吗？
萨苏：不仅仅是“现在”的中国，而且“昨天”的中国也能在日本见到。比如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东西已经失传了，但是这里面有一部分却在日本保存了下来。在中国有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敌人”（这就是传说中的“不破不立”），这种观点认为正是抛弃了一些传统以后，才能取得现代化的发展。我却认为，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请一定看一看日本，至少它可以告诉我们，东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是能够并立的。同时，在日本也许也能够看到“明天”的中国。这个“明天”当然不是中国的未来，那我相信是日本无法超越的。我说的“明天”指的是以后的日子里，我们的电视里会流行什么节目，街上会流行怎样的裙子，还有，商店里可能热卖怎样的化妆品。在亚洲的时尚文化中，日本处于东西方交汇的十字路口，加上无法改变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使其长期处于流行文化的潮头地位。虽然这一地位不断遭到中国、韩国等的挑战，但今天看看日本流行什么，对预测此后的流行趋势，还是蛮有意义的。
以上是当时采访的内容，我想，因为这个原因，或许我们可以把日本称作中国的“镜子”吧。不过，要确定这个答案，还有几个要作注释的地方。
第一，为何日本可以做中国的参照，而美国和英国不适合？
因为中日两国同为亚洲国家，在文化上有相似之处，同样经历过理念的崩溃和对文化传统的反动（日本的战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且都经历了一心发展经济，且都有约30年时间，成功地每年造就GDP高增长的高速发展时代。二者的年代差异也不很大。
这些，都是其他国家作为“镜子”不具备的。
另外，日本是岛国，地域狭小，人口稠密，具有岛国民族易于激动的气质，因此一旦出现和中国同样的问题，会以更加极端的形式表现，易于我们研究。
第二，为何“在日本可看到中国的未来”文章没有提到？
其实，我在采访中用了“明天”而不是“未来”这个词。
原因是，我所说的“明天”是有特指的，说的是日本目前在流行文化上依然引领着亚洲的潮流，他们设计的电视节目、连续剧模式等往往通过韩国和港台地区扩散，成为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很多亚洲文艺圈效仿的对象。所以，看到日本今天在流行什么文化现象，明天就可能在中国看到。
这却不是“中国的未来会和今天日本一样”的含义。中国未来什么样，估计地球生物中很难有谁能猜出来。
第三，只知道别的国家发生过同样的事情，我们遇到的苦难不是上天专门为中国人制作的，还不够。还要看在日本这样一个与我们颇为类似的国家中，这些黑煤窑、高房价、低工资等问题，其发展是怎样一个“病程”，日本大夫给开了什么样的药，有没有我们能参考的。
拿来主义，总是没错的。
这本书，就是一本讲解日本高速发展期经历事件的书。我们一直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日本在战后由于种种原因，一帆风顺地实现了复兴。其实，这多半缘于我们处于信息封闭的时代。日本的高速发展期伴随着极大的风险，社会矛盾之尖锐令人难以想象，当时日本街头的照片或许会让人想到中东的恐怖袭击时代，抑或“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场面。我们希望通过本书把这些展现给大家，让大家看到，作为一个与我们有些类似的亚洲邻国，他们是怎样走过那段历程的，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感兴趣的话题。
这不是一本学习日本的书，也不是一本和日本比滥的书，而是一本让我们看镜中自己的书。虽然这面“镜子”有点儿像哈哈镜，多少有些走样，但有一面镜子，总比没有要好得多。
中日两国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但制度上又存在着极大的不同，而正因为如此，在完全不同的国度发生着相同的故事，岂不是更令我们深思？
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或许更容易做客观的分析。
能够认识自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吧。
同时，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本书以历史图片为线索来组织文字，力争做到图文并茂，让大家直观地感受日本的“知青”、“高铁”，希望这些首次在国内披露的图片配合作者的文字，能够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喜悦。
文摘
第八案 森永毒奶粉案
100名以上的婴儿死于有毒的奶粉，奶粉的生产公司却是日本最大和最有名的奶制品企业
前些年笔者在回国的时候经常受亲友的嘱托，说请你带一些日本的奶粉回来，因为日本的奶粉在国际市场上颇有信誉，营养丰富，而且食用安全。在得到这样的要求之后，我自然是遵命行事，不过在我给大家带奶粉的时候，也不得不向大家说明一下，其实在当年日本奶粉也并不是一件安全的东西。
这又是一起和森永公司有关的案件。
建立于1917年的森永公司至今仍然是日本最大、最有影响的乳业集团之一。这家公司生产的产品具有质量好、口味好的特点，但是价格也较为高昂。于是，吃得起森永集团的奶粉和它的牛奶制品成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很难让人想象，就是这种在日本牛奶市场中占有最高份额的奶粉，却曾经是一起婴幼儿集体中毒案件的始作俑者。
1955年的日本经过10年和平发展，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复兴，但是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能够吃上奶粉仍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日本的老人讲，能够吃上奶粉的婴儿在当时被认为是幸运儿。而这些幸运儿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吃森永公司提供的奶粉的。有很多日本的中年人，虽然已经过了几十年，但仍然养成每天早晨喝一杯森永牛奶的习惯，据他们的说法是从小喝这种牛奶喝习惯了。
然而，1955年6月开始，日本冈山县的医院却连续出现婴儿怪病，患儿全身发黑、呕吐、腹泻、彻夜哭泣。这些患儿几乎都饮用过日本著名乳制品企业森永生产的奶粉。
最初，谁也没敢怀疑这家有名望的大公司。但是一名记者无意中却解开了婴儿怪病之谜——这个日本记者的女儿当时也出现了这种怪病，只是无论是记者还是普通的民众，谁也无法想象当时在报纸上大做广告、形象十分正面的森永奶粉会和这种怪病有什么关系。由于奶粉在当时是奢侈品，这位记者买了一些奶粉到东京出差，把这些奶粉作为礼物送给他的侄子，结果他的小侄子喝了以后也出现了和女儿同样的症状，而停用奶粉之后症状就有所缓解。这名有点福尔摩斯头脑的记者立刻意识到问题可能出现在奶粉上。为了公理正义，也可能更多地是为了自己的女儿，这位记者开始了对这件事情的寻根采访，最终他发现，这些发生怪病的婴儿大多食用了森永公司的奶粉，即便没有食用过它的奶粉，也有一些婴儿是吃过森永公司其他的奶制品。于是森永公司的奶粉有毒这件事就成为当时社会的热点之一。
他的调查曾遭到百般阻挠。其实，此前已经有人怀疑森永的奶粉有问题。7月有医生向政府保健所举报却被忽视，因为森永是大厂，列在政府育婴手册的赞助者里。但是，随着发病越来越多，纸终于包不住火。1955年8月28日，日本厚生省正式得到日本冈山县提供的报告，称已经证实森永公司的奶粉中含有毒物。日本政府十分震惊，因为森永公司和日本政府以及日本的新闻界都有很好的关系，并且它也是当时日本极大的纳税厂家，这样一家大公司怎么可能出现如此的问题呢？甚至当时森永公司的产品也为这些政府高官的子女所食用。厚生省认识到问题严重，立即停止森永奶粉的销售。
森永公司后来承认，其奶粉添加了一种乳质稳定剂，是问题的源头。为什么要在奶粉中加乳质稳定剂呢？其实这还是和当时经济的发展有关。本来日本对于奶粉的消费是十分有限的，随着经济的增长，小康人家越来越多，大家都纷纷以能够给孩子食用奶粉作为一种生活品质高的象征，结果日本森永公司的产品销售额不断上升。可是与此相对的就是原料的供应逐渐成为问题，森永公司无法保证每天得到足够数量的鲜奶，于是不得不在收到原料较多时设法把鲜奶储存起来，以便以后使用。为了保证鲜奶不变质，他们在鲜奶之中添加乳质稳定剂作为防腐剂。不过乳质稳定剂有药用和工业用两种，虽然说起来似乎是性质一样的化学产品，但是价格却有很大差别，森永集团为了节省开支，其德岛牛奶工厂就采用了工业用的乳质稳定剂作为食品添加剂，不料工业用的这种稳定剂提纯不够，其中含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砒霜。大家读过《水浒传》可能都还记得，当时西门庆和潘金莲合谋毒死武大郎，使用的就是这种毒物。可以想象当这些砒霜作为食品添加剂进入奶粉之中，而后这些奶粉又每日被婴儿食用的时候，它将给婴儿带来怎样的伤害。
事件曝光后，许多家长涌入医院。可惜此时已经有130位幼儿因此致死，12344名幼儿中毒，包括神经与器官损害。在家长们的强烈呼吁下，政府主管部门出面挑选专家，组成了专门委员会，研究受害者的诊断标准和赔偿方案。
但是，日本政府出台《诊断基准与治疗指针》，用严格的筛选标准来降低受害者数字，不少案例被判与毒奶粉无关。除了政府方面有意压低数字，还因为当时风气，有父母以小孩残障为羞，有意无意隐匿幼儿神经障碍的事实。因此，幼儿实际受害的情况要远比公布的数字严重。
当年10月，厚生省成立医师为主的西泽委员会对受害者展开救治。同时成立一个五人委员会，讨论赔偿问题；12月，政府确立赔偿方案——补偿每名死者25万日元，中毒而未死者1万日元。这些赔偿之中还包括了森永公司平时对孩子们的慰问，以及消费者不再对此事进行追究的承诺。受害者们对这一赔偿深表不满，但是当他们试图对森永公司进一步地索赔时，却遇到了无形的障碍。当时日本的新闻界对此不进行特别大规模的报道，因为森永公司是日本各大新闻机构的广告大客户，各新闻机构都没有胆子随便得罪这位巨大的金主。而与此同时，日本的专家们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一直到1968年都没有一名医生或专家明确地说出森永集团奶粉中毒就是砒霜中毒这样简单的事实，他们只是表示这是由于添加剂中含有某种成分造成了中毒，但具体情况却始终以技术原因为由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这给索赔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森永代表着财阀，在当时的政界也影响深厚——自民党强人安倍晋太郎就是森永老板松崎的亲家。
因此，森永公司一直抱着不认错、不道歉的态度，只说毒物来自添加剂原料供应商，森永也是受害者。添加剂供应商则主张，他们供给的是合法工业原料，不知森永会将其加入食品。事实上，调查中发现，森永用这些添加物改善劣质乳品的指标，使其通过检验成为“优质乳品”，甚至还将其用于过期的奶粉中，使其重新上市。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西泽委员会和五人委员会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公正的第三方调查组织，活动经费都由企业协会“日本乳制品协会”支付，森永正是这个协会的重头企业。在森永不断的关注下，两个委员会在三个月后先后得出结论——“没有必要建立特别的赔偿”和“不存在后遗症”。1965年，西泽委员会更宣布“精密检诊的结果，受害者皆康复无后遗症”。
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50年过去了，当年的受害婴儿大多已经步入中年。但他们对毒奶粉的痛苦记忆，仍然挥之不去，很多人一生都受到后遗症的折磨。有的人至今身上仍然有斑疹；有的则神经系统受到影响，不断地摇头；有的人智力系统受到了伤害；有的虽然正常上学工作，却终生要忍受砒霜带来的疼痛折磨。
1955年1月出生的小畑芳三是家里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出生后，母亲乳汁不足，所以给他买了森永奶粉来喝。他说：“据母亲回忆，我喝下奶粉就吐，而且还出现全身发黑的症状，伴有呕吐和腹泻。”当时因为没有其他食品，所以到8个月大时，小畑一直在喝森永奶粉。
这期间，父母带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他是夏季风寒感冒，但是吃完药后，症状总也不见好。
几个月大的婴儿不会说话，只会哭。彻夜哭泣成了小畑表达痛苦的唯独方式。出于对森永的信赖，父母从未怀疑过奶粉有问题，依然按时按点给孩子喂着奶粉。截至当年8月24日，他已经喝下了15罐森永奶粉。
那时没有电视，消息主要通过广播和报纸传播。小畑父母看到报纸刊登的问题奶粉批号后，和他家的奶粉一对，正好一致。马上和森永联系，把小畑送进了医院。经院方诊断，小烟的肝脏已经出现浮肿。
饮用森永奶粉后长年全身湿疹的天野女士，小时候跟父母跑遍了大阪各大医院，她的症状明显不同于一般湿疹，但是医生们都说不是砒霜奶粉后遗症。30年后，天野一度无法行走，医生检查后发现她的脚骨发育有一部分还停留在婴儿时期。
患者的父母多次去森永公司交涉，但是森永方面理直气壮，拿着两个委员会的结论，坚决否认自己应该承担责任。受害者家属起诉森永公司负责人的刑事诉讼案中，被告也因此被宣判无罪。此案刑事诉讼进行18年，最终森永的一名课长被判罪。死了130个幼儿，只一人被定罪，而森永在一审时就判无罪，受害者被迫放弃民事诉讼。
大量婴儿服用含砒霜的奶粉后的各种病症反应，被所谓专家们的科学论断全部掩盖了。
对森永事件颇有研究的前东京大学特别研究员中岛贵子说，仅看那份报告书的开头部分，就知道结论一定是偏向公司一方的。开头先夸赞了森永在事件发生后对受害者实施了迅速救助，还有森永为日本乳业发展做出的贡献。
这些做出没有后遗症结论的专家都是日本的医学界权威！
历史上有很多次金钱与科学相撞的时候，专家们都选择了背叛，森永奶粉案件只是其中之一吧。
但是，受害者们并没有沉默，终于事情有了转折。
森永奶粉中毒事件爆发后，受害婴幼儿的父母组成了日本“全国森永牛奶被害者同盟协会”（全协），与森永奶业就受害婴儿康复以及损害赔偿问题展开了异常艰难的交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全协被迫于1956年解散，但是孩子们的父母一直在努力。
1968年，他们找到了大阪大学医学部的丸山博教授，丸山教授同意进行调查，并最终发表了著名的《第14年的访问》，该报告根据对森永牛奶事件被害人的家庭抽样调查结果认为，受害儿极有可能留下后遗症。调查结果显示，67名受害人中，50人健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异常。这个调查引起日本各媒体高度关注，并进行了连篇累牍的回访报道，揭开了当年的毒奶粉对人令人吃惊的危害。
丸山报告之后，各地的“森永牛奶中毒儿童保护协会”（保护协会）再次轰轰烈烈地组织和发展起来。受害者们组成了一个受害者全国同盟，与森永公司对簿公堂，先后经过三次激烈的法庭较量。一审日本法院判处森永公司无罪，二审在得到了新闻机构的支持之后，一部分有正义感的记者加强了对森永公司奶粉中毒事件的报道，于是消费者们获得了胜利，而森永公司则把这件事情继续上告到最高法院。1973年此事终于尘埃落定，由于此时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日益得到民众的重视，于是日本的法院判定，森永集团对此应该承担责任，并且至少两名森永集团的工作人员因业务疏失造成过失而被判有罪入狱。
受害家庭除了通过保护协会提出民事赔偿主张以外，还在实现受害儿童康复和社会自立等后续问题上积极与森永奶业以及政府进行交涉。由于日本社会各阶层此时都对危害国民身体健康的“垃圾食品”、“有毒食品”深恶痛绝，该协会得到了诸多专家和社会舆论的大力支持，大大推动了消费者以厚生省以及森永乳业为被告的民事诉讼运动，特别是促成了政府出台专门针对该事件的“永久性对策案”。
1973年，日本政府、森永奶业和保护协会开始了三方对话，同年12月缔结了包括对被害者救济措施等5项内容的“永久性对策案”，并于1974年4月设立了一个公益财团法人——“光明协会”，针对森永奶制品受害者给予专门救济。根据该“永久性对策案”的约定，森永奶业集团负担全部营运资金，日本厚生省（现日本厚生劳动省）则对救济活动进行全面监督。
森永集团为了避免给社会造成更大的不利影响，伤害自己的信誉，也不得不接受处罚。按照新的处罚条例，它不但要为每一个受害死亡的儿童家庭支付巨额赔偿，而且要为受害者提供终生的每个月的生活补贴，以及最后的一次性丧葬费，这种赔偿迫使森永集团每年付出大概10亿日元，相当于我国8000万人民币的巨款，而这一赔偿至今已经执行了数十年，只要森永奶粉受害者还在世一天，这种赔偿就要继续进行下去。
应该说，森永毒奶粉事件中，受害者最终讨还公道的过程，让人看到普通人团结起来的力量。这一事件也充分反映了日本社会转型期无良企业的贪得无厌，以及良心在金钱和社会压力面前的无力。
由于森永奶粉的中毒事件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引起极大重视，人们对于这些老牌的明星厂商不再信任，纷纷注意他们的食品安全问题。笔者到日本的时候，日本的另外一家大乳制品公司雪印牛奶也发生了食品中毒事件，而这一事件仅仅因为少数消费者中毒拉肚子，就造成了这家有百年历史的公司被迫终止自己的牛奶品牌。这样高昂的代价使日本的厂商不得不在经营中小心翼翼，形成了日本今日食品安全较为受到重视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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