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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 名家精讲禅宗,孙昌武先生带您了解禅宗历史,走近禅宗文化。
☆ 一部简明扼要的禅宗史,一部中国宗教的变革史。
☆ 讲述禅宗脉络,展现思想革新。
☆ 黄梅偏僻山区一个由民间游僧创建的小小的禅坊发展成声势强大的佛教宗派,掀起浩荡的宗教运动、思想运动、文化运动,再次证明历史上的革新所具有的强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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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禅宗十五讲》以通俗讲解的形式和语言,在中国古代社会与宗教发展的广阔背景上,对中国佛教禅宗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重要人物、事件进行了清晰生动又富于新意的描述;着重揭示禅宗作为中国古代一次宗教革新运动的革命性质及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成就、贡献与影响;并透过历史叙述,启发对禅宗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的思考。本书汲取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要言不烦,新见迭出,雅俗共赏,发人深思,可看作是一部简明扼要、形态新颖的禅宗发展史和禅宗思想史,也是一部内容丰厚、表述生动的历史文化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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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孙昌武,读者、学者、作者,早年经历坎坷,改革开放之后,曾执教南开大学和亚、欧、美及港、台多所大学。治学领域广阔,尤专精于唐代文学和佛、道二教与文学关系之研究,多有开拓。论著颇多,兼从事学术著作翻译和古籍整理,在国内外广有影响。已出版《柳宗元传论》《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佛教与中国文学》《禅思与诗情》《中国佛教文化史》《佛教文学十讲》《道教文学十讲》《北方民族与佛教: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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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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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讲的话
第一讲 禅不是佛教?
第二讲 从印度禅到中国禅
第三讲 创建禅宗
第四讲 安心方便法门
第五讲 黄梅宗风
第六讲 东山法门
第七讲 南宗兴起
第八讲 南、北分宗
第九讲 洪州禅兴盛
第十讲 洪州门风
第十一讲 派系分化
第十二讲 宗风蜕变
第十三讲 禅教合一,回归传统
第十四讲 禅思想
第十五讲 禅文化
结束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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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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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讲的话
回想自己写涉及禅宗的文章,第一篇是《王维的诗歌创作和佛教信仰》,发表在《文学遗产》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到如今,三十几年过去了。由中年到老年,时光真的如白驹之过隙。看看当年文字,浅薄得很。这三十几年到底有多少长进,实在不敢自是。不过这三十多年间,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一直把禅宗当作主要课题之一,退休后也没间断。读禅宗典籍,关注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与国内外同行交流;和日本学者合作点校一部禅宗语录《祖堂集》;写过一些关于诗与禅关系的文章,曾结集出版;还有一部书《禅思与诗情》。佛教学术博大精深。学识渊博如章士钊先生,当年著《柳文指要》,自称治《柳河东集》亘六七十年,但解释柳宗元释教碑仅四篇而止,可见治佛学的艰难。至于治禅宗,只说典籍就浩如烟海,穷尽一生时光也难于浏览一过。何况对宗门文字的理解,还有宗教体验问题,作为俗人,总是隔上一层。这样,三十几年读关于禅宗的书,写关于禅宗的文章,感到问题越来越多,对于所得也就越是没有信心。语云:有大疑方有大悟。可是直到如今,自己疑问确实不少,领悟却难说几分透彻。但是,多年来确实读过,困惑过,思考过。如今垂垂老矣,来日无多,来日还会有多少进境难以预知了,所以把自己所得点滴写下来,或许对关心相关题目的人有点参考价值。这是本书写作的初衷。
禅与禅宗是两个密切关联却并不相同的概念。禅是佛教的一种修持方式,是达到信仰终极目标成就佛果的手段;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中国佛教第一个宗派天台宗创建于南北朝末期即公元六世纪末。接着另一些宗派陆续形成。宗派佛教是外来佛教中国化的果实。这些宗派中国化程度不一:有的更多保持外来佛教的面貌,有的则更多融入本土思想、信仰成分。禅宗标榜教外别传,自诩是佛陀传授、历代相承的心法,是不同于传统佛教的另一系统佛法。它以全然革新的面目出现,既经形成,迅速振兴,造成强大声势,在中晚唐更笼盖诸宗,兴盛一时。到晚唐五代,逐渐衰败,但后世却持续地对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发挥广泛、巨大的影响,直到如今。禅宗所以能够一朝勃兴,兴盛几百年,一方面因为处在唐代社会转型时期,它适应历史发展客观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它的宗义具有重大理论价值,文化内涵丰富,又体现积极进取的革新精神,无论对于佛教还是对于社会发展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近代学术讲历史活动多用运动一语。禅宗可称作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宗教革新运动,同时又是成果丰硕、影响深远的思想运动、文化运动。它在历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它留下的宝贵遗产,如今仍具有重大价值。
近年来,禅和禅宗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讲宗教,讲文化,讲人生修养,讲生活态度,都往往说到禅和禅宗,几乎成了热门话题。坊间出版许多相关的书,有学术的,也有通俗的。读的人不少。佛教界讲人间佛教,讲生活禅,也尝试把禅的知识、禅修实践普及到民众中去。但是人们读相关的书,了解相关知识,乃至参加禅修活动,态度、目的却各种各样,所得也各不相同。总体看来,怀抱诚挚信仰的只是少数。有的人赞赏、认同禅宗独立自主的人格、勇于革新的精神和完善人生、贡献社会的实践;另一些人则面对现实矛盾、人生烦扰,试图到禅宗里寻求解黏去缚、安顿身心的方法;有的人欣赏禅宗提倡的或任运随缘、或自由潇洒、或安贫乐道、或忍辱负重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还有些人从某些禅语像日日是好日、某些禅机如赵州吃茶去等得到启发,求得人生智慧;乃至诗人在禅里寻找诗情,画家在画作里描摹禅意,园艺家借园林表达禅趣,医生借助禅来做精神治疗,企业家在禅里寻求经营之道,等等,禅的功能被普及、放大了。在学术领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禅与禅宗研究,则是又一层面的事了。这样,禅与禅宗无论对于广大民众,还是对于学术研究,都成为重大课题。
从人文科学角度讲,禅宗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现象。认识、分析、评价像禅宗这样的历史遗留的文化遗产,进而加以批判地认知、分析、总结、借鉴,首先要弄清它的真相。但是中国史籍对宗教的记述往往疏略。禅宗本来兴起在民间,特别是它的早期,留下的详实可靠记录更少。自上世纪初,敦煌写卷里陆续发现一批相关文书,可补资料的不足,大幅度地改变了禅宗历史研究的面貌。不过宗门文献,即使是专门记载史事的,例如禅史、灯录一类,基本是为阐释、宣扬信仰创作的,必然不同程度地包含夸饰、虚构成分。从中剥离出真实内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幸自上世纪前期,相关研究已引起中外学界相当普遍的关注,取得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笔者写作本书,尝试在借鉴中外学者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对于禅宗的历史真相加以描述,提出个人的解释和看法。当然一方面,完全恢复历史现象的本来面貌,是科学研究永远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受到作者学力的限制;加上如上所说,治佛教学术本来十分艰难,所以本书在有限篇幅里做出的简略描述必然有缺失和错误,所作解释、所提看法正确与否更没有把握。所以这本书只可看做是一个长期关注禅和禅宗研究的学者为揭示禅宗历史真相所作的微薄努力。
本书按历史顺序叙述禅宗的发展过程,但不是系统的禅宗史;叙述中尽可能简括明晰,对历来有争议的疑难问题,不做详细考订、辨析;讲作为宗教革新运动的禅宗,同时讲禅宗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活动、成就与贡献。这后一层面在当今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对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将择善而从。行文中比较生疏的词语,采取随文利用小号字括注方式加以解释,以方便读者。要而言之,笔者将努力做到实事求是,言之有物,不信手操觚,不浪费读者的时间和精力。
前面说过,禅宗文化内涵丰富。流传下来的历代祖师行事、言句,历代积累的大量禅籍,不仅包含重大的学术价值和丰富的人生智慧,又具有浓郁的艺术情趣。读禅宗的书,了解禅宗知识,如再进一步,研究禅宗,不仅能够增长见识,提高素养,也是趣味盎然、得到精神享受的事。希望提供给读者一本雅俗共赏的、有教益又有趣味的读物。
那么,如何理解教外?教外的禅宗还是不是佛教?钱穆说禅宗是印度佛教之根本取消,根本取消了印度佛教的禅宗还算不算佛教?这就要考察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总体轨迹。
佛教作为传播性宗教、世界宗教,同时是高度开放的思想文化体系。这也是它的特点和优长。斯坦因论佛教传播,曾说古代印度、中国及希腊诸种文明相互交流融合构成了人类文化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印度佛教输入中国,中国人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受佛教,实现中、印两大民族文化传统的结合,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化,乃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壮举。
佛教输入时期的中国已经是文化传统悠久而丰厚的国度。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谋求在中国扎根、发展,必须适应本土思想、文化传统,适应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生活习俗等环境与条件;另一方面,它的生存和发展又必然受到中国社会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制约。这样,佛教甫入中国,即在主动或被动地实现变革,步入所谓中国化的进程。这个中国化,从教义、教理到戒律,从僧团组织到活动方式,是相当全面的。例如,佛教本来是出世之道,是不重世俗伦理、不重孝道的;但孝乃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内容,历代统治者都标榜以孝治天下,因而早在佛教初传时期,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这是中国本土最早的一部护法论著,据传作者是东汉牟融,但多有疑问。不过学术界一般认为出于东汉末年)已在为佛教不讲孝道的说法进行辩护,后来中国佛教一直努力与传统孝道相调和。又如,早期印度佛教僧人游行乞食谋生,相应地制定出不得占有金银、资财,不得参与劳动和经济活动的一系列戒规(当初佛陀不许诸恶比丘畜八不净,八不净者,一田园,二种植,三谷帛,四畜人仆,五养禽兽,六钱宝,七褥釜,八象金饰床及诸重物,《佛祖统纪》卷四《教主释迦牟尼佛本纪第一之四》);但是在中国的社会条件和自然环境中,僧人要群居寺院,寺院经济成为谋生的资源,形成为在国计民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经济实体。这样,在中国,有关僧团活动的戒规也必须加以变通。佛教中国化更为集中也更为深刻地体现在与世俗政权关系上。在古印度,僧侣是出家修道者,要接受俗人供养,世俗统治者是其主要外护,但僧人并没有受其管辖、为之服务的义务;可是在中国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体制下,佛教被纳入到国家统制体制之中,僧人必须依附世俗政权,受其保护、供养,同时要发挥辅政的作用。这是佛教在中国生存的先决条件,也决定了中国佛教与世俗政权相互依存、密切结合的关系。这样,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中,在信仰、思想、组织、戒律、仪轨诸层面相当全面地实现中国化,形成与印度佛教截然不同的面貌。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变化就是政治化、御用化程度不断加深。因而,中国佛教确实已不同于印度佛教,即不再是印度佛教,而是另成体系的中国佛教即汉传佛教。而禅宗实现中国化更为彻底,则可以说它的形成与发展确乎实现了佛教的一次革命。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佛教是从印度输入的佛教发展而来的,它的信仰的终极目标是印度所传佛陀指引的教导众生解脱成佛,它的戒律、仪轨、僧团组织与活动等等仍基本遵循外来佛教的内容与形态.特别是它的基本教理、教义仍遵循佛教大乘般若思想体系,而具体就禅宗说,如廖明活所指出:
整体看,惠能和(临济)玄义所谓无念、无事、平常,无非是般若的彻底荡相遣执作用落实在心想上和行为上的表征;它们所体现的,无非为般若教学的融通和会精神。只是相应禅宗的反形式、重主体的教学特点,其陈义有较鲜明的针对性,生活色彩较浓厚,并且有明显的内在化、个人化倾向。而这些也正是禅宗作为佛教教学的一门的独特之处。
这样,禅宗宗义仍奠基在大乘般若思想之上。因而无论是从来源还是思想体系看,禅宗确乎又仍是佛教。而正由于禅宗乃是汉传佛教一个独具特色的宗派,才能够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上生存、扎根和发展;又正因为它是一个革命宗派,具有革新的思想、文化内涵,给中国文化补充了新的内容、新的生机,才能够兴旺发达一时,发挥出积极的历史作用。
因此可以说佛教中国化是对印度佛教的革命,通过这样的革命创建起独具特色的汉传佛教体系;禅宗又革新汉传佛教的传统体系,另外创建一个体系,进行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但这两种革命的性质和方向是截然不同的。概括地说,佛教中国化的革命基本是外来佛教适应中土思想、文化传统,纳入到中国专制统治体制的过程;而禅宗的革命则是力求解决在它形成之前佛教中国化过程中造成的诸多矛盾、严重困境的过程。禅宗的革命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潮流,鼓动激荡,如前所述,其兴盛时期按前面提到的胡适的说法是从武则天在位后期到九世纪中叶,这基本是唐王朝兴盛、发达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大发展的时期。禅宗是当时兴旺发达的思想、文化潮流的构成部分,对于推动这种大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禅宗作为宗教革命在中国佛教史上、在中国文化史上演出了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一幕。它所留下的遗产值得珍视,它的演变、兴衰的历史作为中国文化发展历史的重要现象值得探讨和总结。当今继承文化遗产,禅宗当然是一份值得重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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