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没有一个单独的词语，能表达我们所说的life（生活、生命）一词之意义。他们用了两个词。尽管这两个词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词源学根源，但它们在语义学和字形学上截然不同：zoē（近汉语生命义）表达了一切活着的存在（诸种动物、人、或神）所共通的一个简单事实活着；bios（近汉语生活义）则指一个个体或一个群体的适当的生存形式或方式。当柏拉图在《斐莱布篇》中提及三种生活时，当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将哲人的沉思生活（bios theōrētikos）同享乐生活（bios apolaustikos）和政治生活（bios politikos）区分开来时，两位哲学家都不曾使用zoē一词（它在希腊语中意味深长，不具有复数）。这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两位思想家所讨论的根本不是简单的自然生命，而是一种有质量的生活，生活的一种特殊方式。关于上帝，亚里士多德当然可以谈论一种更为高贵的、永恒的生命（zoē aristē kai aidios），但这仅止于他想要强调一个重要真理：就连上帝也是一个活着的存在（类似地，亚里士多德在相同的语境中也同样以如此意义深长的方式，用zoē这个词来定义思考这个行动）。然而，若谈论雅典公民的政治生命（zoē politikē），则是不通的、无意义的。并非古典的世界不存在如下的理念单单zoē这种自然生命，本身可以就是一种善。在《政治学》的一段文章中，在提到城邦的目的就是使生命同善相一致之后，亚里士多德用最清晰的语言表示他已注意到这种理念：
无论是对所有人还是分别对每个人来说，同善相一致的生命都是最伟大的目的。但考虑到简单的生存，人们也会聚集起来，维持政治的共同体，因为单单生存这个事实本身（kata to zēn auto monon），或许就是某种善。如果在生活方式（kata ton bion）上没有大的困难，那么，显然大多数人会去忍受大量苦难而坚持活着（zoē），好像生命是一种充满美好日子的安详平静（euēmeria）、一种自然的甜美。
然而，在古典世界中，简单的自然生命在严格的意义上被排除在了城邦之外，作为仅仅繁衍性的生命被限定在家（oikos）的范围内。在《政治学》开篇，亚里士多德花足功夫将房屋主人（oikonomos）和一家之主（despotēs），同政治家区分开来前两者均和生命的繁衍与维生相关。他还嘲笑那些认为前两者与政治家之间的差异是量的差异而非类别的差异的人。当亚里士多德在后来成为西方政治传统之经典的一段文字中定义完美共同体之目的时，他正是通过把活着（to zēn）这个简单事实与政治上有质量的生活（to eu zēn）相对立，从而将房屋主人、一家之主同政治家区分开来：出生，与生命相关；但存在，本质上则与善好的生活相关。（ginomenē men oun tou zēn beneken, ousa de tou eu zēn）
确实，在同一著作的一段著名段落中，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一种政治的动物（politikon zōon）。但除了动词vionai在雅典的希腊语中实际上从未用作现在时态这一事实外，在此处，政治的并非一个加于活着的存在之上的形容词，而是这样一个特定的差异，它决定了动物的种属。（毕竟，不久之后，人类政治与其他活着的存在之政治，就被区分开来了：通过那和语言相捆绑的政治性[policit]之填补，前者建立在共同体的基础上；这个共同体不仅有快乐与痛苦，而且有善与恶，有正义与不正义。）
米歇尔福柯在《性态史》第一卷末尾提到了该定义。福柯在那里总述了这样一个过程：在现代时期的肇始处，自然生命已开始被纳入国家权力的诸种机制和算计之中，政治转变成生命政治（biopolitics）。他写道：几千年来，人一直保持着亚里士多德眼中的那种状态：一种活着的动物，但具有着用来进行政治生存的额外能力。而现代人则是这样一种动物：作为一个活着的存在，其生存反而因其政治而变成了一个问题。
根据福柯的说法，一个社会的生物现代性的肇始，是在那作为简单的活着的身体的物种和个体，开始在社会的诸种政治策略中承受危险时。1977年后，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开设的课程，开始专注于从领土国家到人口国家这个转变过程，以及这一转变所导致的如下状况：作为至高权力（sovereign power）的一个问题，民族的健康和生物性生命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至高权力于是逐渐地转型成为关于人的一种治理。紧接着发生的状况就是，经由诸种最精密的政治技巧，人被动物化了。历史上头一遭，社会科学的诸种可能性变得重要，并且，保护生命与授权发动一起大屠杀，同时变得可能了。尤其是，如果没有那新的生命权力（bio-power）所实现的规训性的控制，资本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根本不可能得到发展并高唱凯歌。通过一系列适当的技艺，新的生命权力可以说创造了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各种驯顺的身体。
大约在《性态史》问世的20年前，汉娜阿伦特已经分析过使劳动的人（homo laborans）以及，伴随它的那种生物性的生命逐渐占据现代性的政治场景中核心地位的过程。在《人的状况》中，阿伦特把现代社会中政治领域的转变和衰落归结于这一点：自然生命的首要性超过了政治行动。福柯没参考阿伦特的著作，竟能够开始其关于生命政治的研究（时至今日，阿伦特的研究实际上仍没有得到延续），这一点就见证了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阻力：在这个领域，思想还没有彼此遭逢。并且很有可能，恰恰正是这些困难，导致了下述怪事：阿伦特没有把她在《人的状况》中的研究同她先前所致力于的对极权主义权力的穿透性分析（其中同样缺少生命政治的视角）联系起来；而同样引人注意的是，福柯也从未涉足现代生命政治的最典型的场所集中营和20世纪大型极权主义国家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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