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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夏承焘 唐圭璋 龙榆生 詹安泰
民国四大词人的学词与研词,人生与遭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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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这是施议对先生在《文史知识》2009年第4期至2011年第6期上连载的有关民国四大词人的学术与人生的成果结集。作者对民初四大词人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的生平、治学以及词学主张与贡献等都做了很好的梳理与钩沉、总结。全文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将读者心中容易产生的疑问择出,以一个学人、晚辈、学生与研究者的身份,对有关问题如学词、词学、为人、人生遭际等都有阐述、介绍,对于了解民初词人群体及他们的词学创作与研究,有着无法取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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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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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真传与门径
第一章 夏承焘:一代词宗与一代词的综合
第一节 鹦鹉。鹦鹉。知否梦中言语
第二节 集大成的业绩及地位
第三节 一代词宗与一代词的综合
附录 我的老师夏承焘答《温州日报》记者问
第二章 唐圭璋:中国词学文献学的奠基人
上篇 颙颙邛邛,如圭如璋
第一节 所居颇陋,人甚诚朴
第二节 学词词学,根基扎实
第三节 花间其词,菩萨其人
下篇 嗟乎唐生,可以不朽
第一节 旧版《全宋词》与新版《全宋词》
第二节 《宋词三百首笺注》与《唐宋词简释》
第三节 词学考订与词学文献学
附录一 二十世纪词学宗师唐圭璋
附录二 唐圭璋论词书札
第三章 龙榆生:中国词学学的奠基人
上篇 文字因缘,平生风义
第一节 吾未竟之业,子其为我了之
第二节 斜阳烟柳,惆怅凭栏
第三节 槛外江风,未倦奔驰
下篇 守旧创始,词学商榷
第一节 词学经验的承袭及添加
第二节 学词途径的探寻及权衡
第三节 词学学科的规范与创立
第四章 詹安泰:中国词学文化学的奠基人
上篇 览观山色,且住为佳:由润丰楼到石牌村
第一节 诗书生涯:家学与师承
第二节 山水涵养:省察与历练
第三节 通经能文:守旧及始创
下篇 洞晓音律,精别雅郑:由寄托说到词学文化学
第一节 填词漱宋,结集无庵
第二节 词学社会学与词学文化学
余论:历史的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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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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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传与门径:民国四大词人
民国四大词人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出生于庚子年间。人生阅历及治词道路,与世纪共推移。永嘉夏瞿禅(承焘),世称一代词宗,亦一代词之综合。夏承焘三个字,将与中国二十世纪词业永远连接在一起。与夏承焘同时,南京唐季特(圭璋)、万载龙沐勋(榆生)以及饶平詹祝南(安泰),于中国词学文献学、中国词学学乃至中国词学文化学,各有开创之功,亦将与夏承焘一起,载入史册。
丁亥新正,开工大吉。A君与B君,以电话煲粥(粤人于电话聊天之谓也),道及民国四大词人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以及词学的真传及门径问题。其间种种,既牵涉到二十世纪词界的人和事,与《文史知识》(2006年第5期)所刊拙文《漫谈二十世纪词学传人》互相关联,即辑录于下,以与读者诸君共评赏。
言诗联想,天眼贯通
A君: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带领一班弟子周游列国。弟子中有一位做生意的叫子贡,面对当时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实时发表一通议论。谓:而今天下,贫困的越加贫困,富裕的越加富裕,整个社会显得很不和谐。如果贫困的人不那么善于奉承,那么拍马屁;而富裕的人也不那么骄傲,那么排场,大家不就安乐得多啦。老夫子说:你的意见并非不可行,但不如换一种说法。贫困的好乐,富裕的好礼,这样不更加美好吗?孔老夫子的意见,有如建设经济大国亦须建设文化大国一般。乐与礼对举,代表文化。或谓为快乐之乐,非也。子贡听此教导,实时引发联想。谓: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就是这一意思吗?老夫子听了很高兴。说:小子,现在你有资格跟我言诗啦。这资格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B君: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与诸生言诗,我亦时常提起这一故事。孔老夫子说:赐也,始可与言诗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可不可与言诗,有无资格跟我言诗,就看你告诸往能不能知来者。告诸往而知来者,和诗六义当中的比,由彼物比此物,都是一种联想。以往与来者,侧重于时间;彼物与此物,侧重于空间。一个以时间为纵坐标,一个以空间为横坐标。两个方向即将以往与来者以及彼物与此物联系在一起。世间万事万物,都出不了这一范围。这就是一种联想。可不可与言诗,有无资格跟我言诗,就看你懂不懂得联想。问题很简单。
A君: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昨日之日、今日之日,诸往与来者,诗人因之而有鸿篇;至于做学问,就其承继关系看,这当中究竟是怎么连接起来的?有无踪迹可循?
B君:人生代代,生生不息。长风万里,壮怀逸思。一代一代之如何连接,包括做学问,确实值得探究。而就孔老夫子的教导看,这种连接,其实就是一种贯通,即由联想所实现的贯通。懂得联想,纵向、横向,朝着两个方向走,也就懂得贯通。有一位学者将其归结于天眼通,属于《法华经》所说六神通之一通。谓其乃一种不可测而又无所碍的通力。借助于这一通力,能够看见眼前事物以外的远处事物,无限远的事物,甚至于能够预见未来;并且能够将孟子所说的东夷圣人与西夷圣人的心和理打通,令东方与西方连接在一起。
A君:预见未来,贯通中外,应是一种先天秉赋。这种秉赋,一般人当颇难具备。
B君:先天、后天,不容易说清楚。但是,推举天眼通的这位学者以为,拥有这一通力,关键在乎锻炼。说:这种锻炼,佛家名为修持,道家名为修炼,儒家名为修养,亦即修身。修养到至精至熟,就可以随意顾而感应,无所不见,就是天眼通。可见后天的努力,亦相当重要。这位学者叫刘蕙孙,《老残游记》作者刘锷之孙。所撰《〈周易〉〈庄子〉与六神通》,载其论学文集。能够练得这么一种通力,相信就将无所不能。
传旧创始,薪火炽扬
A君:科学发达,文明进步。宇宙、人生,数字译码。现代社会的天眼通,对于这一切,也许已非难事。但是,就一般人来讲,恐怕无从着手。眼下,到处时兴走近某某某(尽管已并非出大师的年代,却仍然有大师级的人物等候你走近)。对于这一切,你能不能也作一番近距离的描述?
B君:记得二十年前,业师夏承焘教授逝世,我曾与夏氏早年弟子谢孝苹讨论过这件事。我说:瞿禅师著作等身,而所做学问,应当还有许多未及拿将出来。谢默然。我又说:已经拿将出来的,可能有半数以上。谢摇头,说:非也。恐怕只有百分之三十。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一个人做学问,以有涯逐无涯,本身已经有所局限,加上做了学问,存入大脑,能够拿将出来的,亦极有限,两个局限,一再递减,等到传给下一代,恐怕就所剩无几了。怎么办呢?施蛰存先生说:现在什么都做得出来。录音机、录像机,要什么,有什么。可惜就是没有录想机,不能够将思想记录下来。如果真有这么一部机器,一代又一代,当然不愁连接不起来。但这应当是比较遥远的事。就目前情况看,一代又一代,互相连接,可能还得遵循孔老夫子的教导述而不作,才做得到。
A君: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这是《论语》中话。朱子注曰: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就字面上看,只是传旧,而无创始,这么一来,会不会出现一代不如一代的状况?
B君:这确实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不过,先儒训示,对于述与作,其主次重轻、缓急后先,应当已说得非常清楚。两千多年来,一班读书人都这么过来。一代不如一代,这并非只述不作的缘故,相反,却是只作不述,只顾自己的所谓创始而不管传旧所造成。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个个著书立说,甚至立学,而将承接的事,搁置一旁,这才真正令人担忧。
A君:从孔夫子说起,两千多年来,一代一代,代代相传,其踪迹确实难于追寻。回到现实当中,这种衔接,在述与作问题上,有无新的体验?尤其是词学问题,应当如何把握?
B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述与作,这是问题的一大关键。因此,四大词人的推举,除了尽历史的责任,为前代传人确立位置,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为这种衔接,提供较为真切的体验。
读书阅人,智域开拓
A君:反思以往,联想、贯通、述而不作,这应当是老一辈读书人包括孔夫子信而好古、实现目标的一种经验之谈。民国以来,词坛上几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也就是你所推举的四大词人,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他们是否也曾得力于此?对于倚声与倚声之学,这几位人物,他们的真传及门径,是否探测得到?尤其在读书、阅人方面,能不能说一说你自己的体验?
B君:最近一段时间,词界有两件事,值得留意。一为2004年3月,日本宋词研究会(词源研究会)推出新著《宋代の詞論》;一为2007年6月,台北淡江大学举办第十届文学与美学暨第二届中国文艺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日本学者いしゐのぞむ(石海青)提交《詞曲定調》。前者为张炎《词源》的一种注译读本,后者由昆曲上推至词曲,试图以昆曲定调方法,推测词曲定调方法。二者所探讨的问题,皆十分专业。尤其是后者,说错指法匀孔笛凡字错指,则更是细致精密。日本人一向将中国文学当作自己的第二国文学,他们所下的功夫,往往比中国人大得多。正当中土词界将词学推举为显学,而令声学沦为绝学之时,新刊著作及论文,从声学角度关照词学,这对于中土词界,无疑有一种救弊补偏的作用,而且,这对于我邦学者来说,相信也是个莫大的鞭策。
A君:《宋代の詞論》,中国书店(日本福冈)2004年3月发行,378页。村上哲见以为:这部著作,远远超出以前的研究成果,足以令彼邦(中国)专家为之瞠目(《宋代の詞論˙序文》)。我邦学者对于自己老祖宗的遗产,似乎重视得不太够。而石海青之演绎错指法,谓:匀孔笛凡字,尽开六孔,其音过高,错指使低,约当高凡下凡之间。自宋词已有此法,至今不绝,昆曲凡字是也。将宋词与昆曲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并以一系列文献数据加以印证,也是一种值得借鉴的方法。二者所展示,与词学的真传与门径,不知有何关联?
B君:真传及门径,乃具普遍性问题,非个别现象。而就承传关系看,真传及门径,大多却体现在具体的人物身上。这就是词学传人。通过词学传人,掌握词学真传,获知入门途径。这就是中华词学之得以代代相传的保证。近期,日本学界之所提供,相信也将在这一方面发挥作用。
A君:前一个阶段,处于蜕变期的中土词界,词学之由显学而玄学,在一定意义上讲,已完全脱离本体。许多文章论词学,什么词学思想,词学观念等等,名词一大堆,而其内涵极为空泛,义界亦十分模糊。翻来覆去,大多不得要领。对于这一现象,你在相关文章中,称之为空中飞。谓其如鲁迅所说,用自己的手,抓住自己的头发,妄图离开地球。此外,你在《漫谈二十世纪词学传人》中指出:民国时期,亦即四大词人所生活的年代,是出大师的年代。四大词人,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至今已盖棺论定。就其各自的业绩看,能不能说一说,其真传究竟是个什么物事?应当怎样才能得到?
B君:有一年晋京,与某年轻朋友论词。其问:夏承焘真传在哪里?答曰:在吴梅那里。我所说真传,就是吴梅的八字真言音理失传,字格具在。吴梅曾指出:五季两宋,创造各调,定具深心。盖宫调管色之高下,虽立定程,而字音之开齐撮合,别有妙用。倘宜平而仄,或宜仄而平,非特不协于歌喉,抑且不成为句读。昔人制腔造谱,八音克谐。今虽音理失传,而字格具在。学者但宜依仿旧作,字字格遵,庶不失此中矩镬。(《词学通论》)用一句比较容易明白的话讲,那就是,将词学当声学看待,通过字格寻求音理。这不单是当代词学传人的经验,也是孔夫子所总结出来的经验。孔夫子其时,礼崩乐坏,先世所流传的音乐,大多已经失传。礼与乐相互为用。为着复礼,必先正乐。而乐已坏,只好从诗入手。所谓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所说就是这一体验。由古证今,后来的情况亦如此。在寻求词学音理方面,民国以来,吴梅为之开先,四大词人夏承焘、
唐圭璋、 龙榆生、 詹安泰,承接其馀绪,并且进一步加以发扬光大。其中,夏氏三段,即具体加以落实(详《一代词宗与一代词的综合──民国四大词人之一夏承焘》一文所述)。夏氏被尊称一代词宗,亦一代词的综合。而唐、龙、詹三氏,于中国词学文献学、中国词学学乃至中国词学文化学,各有开创之功,对于声学研究,亦在所当行。读书阅人,开拓智域。夏、唐、龙、詹四家,既已为声学树立典范,后昆追步,目标明确,必将事半而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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