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奥斯本（Peter Osborne），伦敦密德萨斯大学现代欧洲哲学教授，同时还是期刊《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的编辑。
他的著作包括The Politics of Time、Philosophy in Cultura Theory和Conceptual Art。
他还是三卷本Walter
Benjamin: Critica Evaluations in Cultural Theory）的编辑。
政治经济学（或者叫国民经济学这是当时普鲁士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经济科学。如今我们所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实际上是自19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变体。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于个体的市场行为；上述市场行为处于一系列被严密设定的前提要件当中这些要件确保经济活动独立于政治制度，也即确立了所谓的自由市场。与此相对应，政治经济学具有更为广阔的视角，它包含对财富的哲学解释、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的积累和分配、促进积累所需的政治安排，以及关于历史进程的经济学解释。1843年底，为了批判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及其在发展激进民主主义政治方面的缺憾（激进民主主义是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关注重点），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这些批判使马克思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它被记录在马克思1859年创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Contribution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的序言中：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9卷第262页）
政治经济学成为马克思解开政治奥秘的关键。
然而，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旧有的经济形式（也即私人财产的真相）上的，新的以交易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在16和17世纪才出现在欧洲，并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得到显著发展。确实，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展示整体的社会利益从而证明这种经济制度是合理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之外不拥有其他的生产资料，这与马克思主张人人平等的政治目标是冲突的。因此，马克思在利用政治经济学来分析市民社会的时候，不仅需要研究它，还要批判它。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初步研究是占有和批判的双管齐下。恩格斯在1843年秋撰写了一篇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纲领》（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并交由马克思，准备发表在他当时在巴黎创办的刊物《德法年鉴》（German-French Yearbook）上。马克思从这篇文章中找到了批判的灵感。恩格斯的批判几乎只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他将政治经济学描述为积累财富的全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8页），在文体上和提纲差不多。马克思像恩格斯一样，将重点放在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上，但他从劳动最广泛的人性意义的角度重新思考了这个概念，让这种方法具备了哲学深度。马克思在这里应用了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从而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之上对经济产生的异化进行批判性阐述将资本主义经济描述为全部异化。
马克思在阐述异化时，将对有偿工作的异化特征的直观诉求（有谁没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到被工作异化？）同源于黑格尔的复杂的哲学分析与极其难懂的词汇结合在一起。更具体而言，马克思从四个方面描述了疏离和缺失的存在主义意义，在解释的时候引用了生产资料中的私有财产的真相。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现在，我们远离了它的知识背景以及马克思所用的术语，要理解它更是难上加难。要理解它的英语版本尤为困难，因为对于英语中异化（alienation）这个单词，在18世纪对应着两个德语单词，分别描述了其意义的不同方面。为了解读马克思的这一段引文，我们有必要先考察一下异化这个概念的发展史以及它在黑格尔哲学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英语中，异化的基本意思是导致疏离或成为其他（源自拉丁语alius其他；alienus属于另一个人或地方）。例如，在近代早期主要用于权利转让。在格劳秀斯（Grotius，15831645）的自然法契约理论中，它指的是一个人将对自己的主权让渡给其他人，以换取稳定的社会秩序将主权让渡给君主。后来，它指将财产从一个人手里转让到另一个人手里，主要（并非全部）通过买卖来完成。这两种情况的差异导致了它意义上的差异，通过两个不同的德语单词来表示。在自然法理论中，异化有着消极的含义，它是一种损失放弃或离开最初的自由。在德语中，Entfremdung（源于fremd外来的）用来表达这一层意思。Entfremdung最初指的是盗窃和在昏迷或不省人事等情况下心智能力的丧失，但逐渐被用来描述一种更普遍的情况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现在，它在英语中通常被翻译为estrangement。另一方面，在政治经济学中（其中，商品交换被认为是等价物交换，因此没有损失），异化变得更加中性，指某样东西因为被剥夺或售卖从而在它的拥有者之外。因此，这里使用的德语单词是Entusserung，相当于英文中的externalization（源于ausser外在的或外部的）。
黑格尔接手了这个语义学上的遗留问题，将其纳入自己的思想，用来描述我们仅仅通过自己在对象物体中的外化或自我异化来认识自身的过程，从而将它重新统一起来。你可以将外化解读为客体化：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以客体的形式来展现自我，这是它活动的结果。用马克思的话来讲，产品只是这种活动的总结，是生产的总结，我们还可以说生产从来就是主体的表现，马克思后来将劳动分工前提下的集体主体称为总体工人。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客体化的过程：客体是这些活动的一部分，因而被赋予了意义。
对黑格尔而言，意识（对黑格尔来说，意识是一种精神活动）只能认知以客体形式呈现的自己，这种外化就是一种疏离。但是，在黑格尔看来，这种疏离只是更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意识通过这个阶段逐渐在它的客体的他在性中将自己视为一个主体。黑格尔将这个时刻称为绝对他在性中的绝对自我认知，这是他思想的巅峰。我们在这里没必要关注它，当我们在第六章中讨论共产主义时会谈到这个最后的回复时刻。
马克思的创新之处在于在黑格尔客体化概念的基础之上将异化的规范性定义疏离和缺失搬到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在此之前异化在政治经济学中更偏向于中性意义。在黑格尔看来，工人们在他们劳动的产品中将自己客体化。工人作为工人而存在，他们处于劳动活动当中，可能是农业劳动、工厂工作、办公室工作或者是在商店或呼叫中心工作。不管我们个人有多不关心这些工作的产品或感觉与它们无甚关联，它们都代表着我们最主要的生命活动。马克思宣称这些客体化作为不同于自己的东西，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与我们是对立的，这是因为私有财产的真相导致我们在社会上是与它们分离开的：在有偿劳动的条件下（生产条件为其他人私人所有，因为工人与生产条件是分离开的），工人对于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并没有所有权。这些产品以价值的形式体现了生产它们的生产力，因而具有一种力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价值是衡量社会力量的尺度。因此，马克思写道：劳动的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于生产产品的工人而言，产品没有现实性，因为产品一旦生产出来，工人就与它再无任何关系。
马克思列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方面或者说是特征，这是其中的第一个产品的异化，所有这四个方面都源自有偿劳动的事实。马克思的批判以产品的异化开始，因为它在表面上与私有财产关系最为紧密工人并不拥有他们生产的产品。此外，它也以最直接的方式呼应着黑格尔客体化阐述的结构。但是，不过是从存在主义或理论的角度，它都不是最重要的。异化劳动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活动的异化，它比产品的异化更基本：毕竟，产品不过是这种活动的总结。我们在不同的时间段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而放弃了在那段时间决定我们活动的目标或目的的权利。在一定范围内，你无法自由地决定在工作的时候做什么。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都是由外部加诸其上的，比如说经理、领导或工头，他们代表着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利益。这是最存在主义式的异化形式：失去对劳动活动本身的控制权。这种异化形式最有可能导致工人的反抗，最有可能导致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抗争。因此，工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结构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工会是我们不自由程度的谈判代表。
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的第三个特征将异化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展现得最为明确：工人不能成为人类类存在性的一部分。费尔巴哈将人类视为类存在物的观念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第二大哲学来源。就像马克思改变了黑格尔的客体化概念，将其搬至私有财产的上下文中，他也改变了费尔巴哈将人类视为类存在物的观点，而是从劳动的角度来看待它。
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在本质上是自然和感性的（而非观念和精神的）存在。但是，他坚持黑格尔理性主义的信念人类有着特殊的力量，有着思想这一普遍的力量。费尔巴哈只希望从自然主义而非精神的角度看待这种力量。因此，他将此视为这一物种与众不同的特性。对费尔巴哈而言，人类是类存在物，因为它是一类特殊的自然存在物，将它的类以及它自己的物种特征视为自己思想和活动的客体。这使得费尔巴哈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将宗教解读为精神异化的一种形式。对他而言，宗教是人类物种的普遍力量在虚构的、超自然的存在物上的虚幻映射。
我们从上一章了解到，对马克思而言，劳动是独特的人类活动。因此，马克思并没有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对待费尔巴哈所说的类的存在物，而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它，将其视为人类同自然其余部分之间的交换的结果和手段。（这里暗含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类普遍性的实际源头：这种普遍性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从两个方面来看，劳动是普遍性的一种形式。首先，它将自然原则上讲是整个自然视为人的直接生活资料。至于人类要依靠自然界的哪些部分维持生存，这并没有限制。第二，在劳动中，人类将自然视为自己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科学是这种生命活动的知识形态，是人类精神类力量的发展场所。）马克思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类似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他们的普遍性并非出现在这种相互作用之前，而是它的结果。因此，人类像它活动的对象一样普遍。人类普遍性是一个基于人类实践的历史过程，人始终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变得跟之前不一样。在有关人类的观念中，这一点被总结为有生命的类。
此外，它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是如此密切，以至于自然变成了人身体的一种无机的的延伸。在劳动中，自然是人的假体。在这个观点中，马克思预见到近来有关人使用技术变成半机器人的争论。我们通过机器同自然界关联起来，它们就像血肉一样成为我们身体的一个部分，而血肉之躯实际上就是一种湿件（wetware）。将劳动定义为社会生产，这导致人这一概念的彻底扩展：将整个自然界当作人的无机的身体纳入其中。我们同自己的活动疏离开来，因而也就同我们的工作所涉及的人类这些更多的扩展形式疏离开来。
最后，马克思阐述了工人同他们的产品相异化、同他们生命活动相异化以及同他们类本质相异化之间的关系，指出我们因而同时也彼此相异化。这是我们（作为工人）同自己活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因为这种活动就是社会生产的活动。我们同自己的活动相异化，因而也就同我们的社会性相异化，也就是说同那些因为加入劳动集体而同其他人在一起的所有可能的方式相异化。我们变得只是独立的个体，对社会生产的贡献仅仅被视为个人存在的手段。社会生活的私人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非常常见，在这里可以追溯到私有财产本身。
马克思向我们展现了四种异化形式，它们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均源于有偿劳动最基本的特性。四种异化形式直到今天依然盛行，事实上比马克思那个时代更盛行。马克思大师般的理论能力令人震惊，它既是诊断性的，也是批判性和解释性的。马克思接下来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是以此为基础，他批判的理论形式也是如此，尤其是在《资本论》中，在提出价值概念的过程当中。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彻底抛弃他最初批判的哲学形式，他正是以这种形式阐述了人的新概念。就此而言，马克思理论工作（更不要说经济学）的推动力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政治经济学的批判。1859年，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本书问世，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A Contribution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就这一点看来，对马克思而言，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只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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