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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作为二十世纪文学和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人物,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改变了批判思想的路径,为知识分子定义了一个全新而重要的角色。
克里斯汀·达伊格尔还原了萨特思想的语境,并且细致地讨论了一系列萨特的重要观点,梳理了他思想所产生的影响: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等一系列文本中所谈及的关于意识以及存在和自由的理论
·关于本真性以及**自由的伦理学
·人与人之间具体的关系、性的关系以及性别差异,特别关注了他者使人异化的注视的重要性
·作家的社会和政治职能
·萨特理论的遗产及其和结构主义还有心灵哲学的关系
本书介绍了萨特的文学和哲学作品,把萨特的思想变得前所未有地平易近人,适合从事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生以及从事大陆哲学和法语的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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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在《导读萨特》中,我会重点讨论我眼中萨特对哲学和文学所作出的最主要贡献:他的存在主义和关于自由的哲学。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萨特解释了存在主义把人的主体性作为其哲学的始发点。因此我们会以审视占据萨特哲学核心地位的关于意识的理论来开始我们对萨特的关键思想的探索。
第1章会解释这一关于意识的理论,并展现出萨特的观点和他之前的哲学家截然不同之处。
第2章会检视萨特的代表作《存在与虚无》中所勾勒出来的本体论,或者说关于存在的理论。同时我们也会探讨萨特的无神论以及无神论对他的自由哲学的影响。接着我们会检视萨特在他的哲学作品以及他的小说戏剧中所展现的自由这一概念:存在主义哲学最根本的原则之一是自由同时意味着责任,这也是萨特在他的作品中一再论证的。
这将是第3章的主题。
第4章会通过讨论“本真”(authenticity)这一概念及与其相对应的概念“自欺”badfaith14来讨论萨特哲学所蕴含的伦理立场。
这一讨论会延伸到第5章关于萨特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析的探讨,并最终让我们思考是否就像萨特在《禁闭》这部戏剧中所说的那样:“他人即地狱!”。
第6章会总结之前讨论过的概念,并讨论在萨特关于存在主义的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的状况(humancondition)和自由的伦理观。
在第7章,我们会看到萨特关于自由的观点是怎么发展成文学必须是介入的这一看法,即文学要扮演一个政治的角色。作为一个作家,萨特认为他需要承担起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责任。我们会看到他是怎么解释这一点的。
第8章会探讨萨特的理论立场是怎么和他具体的政治介入联系起来的。
最后,在终章“萨特之后”我们会检视萨特对他同代人的影响,他的思想对他的追随者的重要性,以及他的思想如何能帮助我们思考当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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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克里斯汀·达伊格尔是布洛克大学(位于加拿大渥太华)的哲学副教授以及妇女研究中心的主任。她是北美萨特协会的主席,是《虚无主义是人道主义吗?对尼采和萨特的研究》(2005)一书的作者,还是《存在主义思想家和伦理学》(2006)一书的编撰者。
译者简介
傅俊宁,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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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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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导读书?
丛书编者前言
致谢
书名缩写
为什么是萨特?
关键思想
1意识
2存在
3自由
4本真性
5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6伦理和人的状况
7介入的文学
8政治
萨特之后
进阶阅读书目
参考文献
索引
让-保罗·萨特思想源流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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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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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的哲学遗产
当萨特和其他一些哲学家正在引领存在主义这一哲学运动的时候,另一个哲学潮流也正在兴起——以米歇尔·福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雅克·拉康1901—1981以及罗兰·巴特(1915—1980)为代表人物的结构主义。总体来说,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被视为互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之间的相互攻讦和批评也进一步加深了这一看法。但是,有些学者认为萨特和结构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比相异之处更多。在一篇名为《萨特式结构主义?》(SartreanStructuralism?)的文章中,彼得·考斯(PeterCaws)认为,“萨特像福柯一样拒绝被称为一个结构主义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他算入结构主义这一边”(Caws,SartreanStructuralism314)。考斯认为两种哲学在最根本的地方是不相容的,但两者从理论和存在两个不同的角度出发提供给我们的比任何一者单独能提供的都更多。
列维-斯特劳斯和福柯的结构主义关注结构和“有意义的整体”。它关注“语言、亲属关系、政治实践”的结构,并关注这些结构是如何被建立和如何运作的。结构主义者在考察结构的时候常常会远离人这一元素。就像考斯所说的那样:
最后的结局就是一个关于人类世界但又远离人类本身的理论。这是萨特所不能忍受的;他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总是聚焦于结构主义没有给人的主体性和实践留下位置这一点。
(Caws,SartreanStructuralism297)
尽管萨特试图承认结构在世界中起到的作用,但这个世界对他来说仍然是由意识通过行动和理解来创造的。
我的一个教授,结构主义的忠诚追随者,曾经这样描述萨特:“萨特?呸!那主体性的臭味!”他通过这一言论来总结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区别。的确,萨特和结构主义者关于行动的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因为结构主义者认为结构有着自己的所谓的生命。对萨特来说,结构的存在离不开人对它们的使用。作为处于具体情境中的意识,人受到这些结构的影响。而正因为人总是处于情境中的,去理解这些结构也变得很重要。因此结构构成了个人所处的情境。理解结构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个人。对萨特来说,两者不可分离。考斯总结道“列维-斯特劳斯抛弃了主体性和能动性,转而关注结构的本体客观性。对萨特来说主体的消逝和对结构的物化(reification)都是不可想象的”(Caws,SartreanStructuralism308)。尽管考斯的讨论关注的是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但他的结论对其他结构主义者也一样适用。
无论结构主义者想怎么把主体消灭掉(从部分的消灭到福柯所宣告的主体的死亡),是萨特对传统观念下的主体性的拒绝和修改才让结构主义对主体的激进拒绝变得可能。事实上,就像克里斯蒂娜·霍薇尔斯(ChristinaHowells)指出的那样,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已经宣称了人之不可能。根据她的解释,萨特在《恶心》中已经拒绝了个人主义式的人道主义,并且在《自我的超越性》中指出自我(self)是一种俗世的建构(aworldlyconstruct)(Howells327)。因此早在1930年代萨特就为结构主义对主体的激进观念奠定了基础。对萨特来说,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不管多么微弱,主体总是能扮演一定的角色的,因为“……主体可能被延宕、被消解和被解构(deferred,dissolved,anddeconstructed),但其不会被废除(relinquished)”(Howells342)。和萨特相对(我认为这一“相对”是由于萨特早期哲学中对自我的解构才变得可能的),结构主义者把主体完全地消灭了。福柯和德里达宣告了主体的死亡,拉康激进地去中心化了主体,德勒兹和加塔利把“我”用“它”来代替,在他们的反偶像式的批判中“我思考、我言说”变成了“它拉屎”(Howells344)。
尽管后者听上去有些惊人,但却和《自我的超越性》中前反思的意识(pre-reflective)这一概念很相似。萨特在《自我的超越性》中用“这儿有意识,因此我存在”取代了“我思故我在”。既然这样,为什么结构主义者这样严厉地批判萨特呢?他们还误解了萨特对主体的看法,认为他接近某种传统的观点。尽管一些结构主义者一直对萨特持非常批判的态度,并不是所有的结构主义者都轻视萨特的哲学。比如罗兰·巴特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一样,都认为萨特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和萨特在理论上有一定的距离,巴特却是萨特忠实的读者,并在评论中对萨特多有赞同。比如他对萨特对波德莱尔和热内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existentialpsychoanalysis)赞赏有加,因为萨特不仅仅研究作品还研究作者本身。而巴特自己的立场,简单来说,是在文学分析中作者应该缺席。
吉尔·德勒兹(1925—1995)对萨特是他的导师这一点直言不讳(见1964年11月《艺术》[Arts]杂志中的访谈)。德勒兹认为他在战后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一种新的做哲学的方式。对于萨特能够从现象学中汲取内在性(immanence)这一概念(即人存活的这个世界),德勒兹也非常欣赏。雅克·拉康也承认了萨特对他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更具体一点,他非常赞同萨特在《自我的超越性》和《存在与虚无》中对自我(ego)的分析。不过拉康关于自我的形成的立场和萨特仍旧不同——拉康认为自我的形成是语言系统内部运作的结果。著名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1930—2002)自从1960年代以来就在政治上很积极,他认为萨特的介入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非常关键。他认为这一概念必须被保卫,知识分子必须像萨特所提出的那种方式在政治上活跃起来。在理论上,布迪厄借用了萨特现象学中的一些概念用在自己的分析中,从而来抵抗结构主义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在萨特的帮助下,布迪厄试图在结构中保持人的位置。
尽管福柯和萨特在哲学上相抵触,他们一起经历了一些政治战役(两人都支持了1968年5月的学生暴动)。福柯本身对萨特的哲学持非常批判的态度。他是这样评价的:“《辩证理性批判》是一个19世纪的人试图思考20世纪的一次伟大而悲哀的尝试。”(这让人想起福柯的老师路易·阿尔都塞对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的评价:它们是两本长篇小说!)然而,福柯晚期转向自我的关怀(thecareofself)说明他和萨特一样对本真性有伦理上的关怀。但是福柯和萨特的自我(self)的观念是不同的:前者认为它是结构的产物而后者认为自我首先引发了结构。
在总结我们关于影响这一话题的讨论时,我们必须考虑萨特和德里达(1930—2004)之间的关系。德里达一开始对萨特的哲学持非常批判的态度,谴责了萨特的人道主义和关于主体的形而上学的看法。参与到解构和消解主体这一运动中的德里达接受不了萨特对于个人意识的关注。但是,德里达后来的立场有所松动,他不再认为主体被消解了,而认为主体被重新理解和重新放置了(reinterpretedandresituated)。对后期的德里达来说,重新理解“主体”非常重要,我们“不应该幼稚地把‘主体’(theSubject)当作一种已经被抛弃的神秘的实体来讨论”(Howells349)。自从多年前通过阅读萨特熟知了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布朗肖后,德里达和萨特渐行渐远,直到晚期才因为自己对主体的立场而让他和萨特的距离拉近。
如果认为萨特对哲学的影响仅仅体现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上,那就大错特错了。其他很多思想家都可以说是受到了他的影响。法国思想家阿兰·巴迪欧、让-吕克·南希、米歇尔·亨利(MichelHenry)、安德列·高兹(AndrGorz),以及弗朗西斯·让松(FrancisJeanson)等对20世纪人类经验的思考都在某一方面受到了萨特的鸿篇巨制的影响。有趣的是,心灵分析哲学家越来越对萨特关于意识的分析感兴趣。尽管萨特自己的戏剧作品被划分为传统的戏剧,他关于文学和戏剧的理论一直在文学研究领域受到关注。
在评价萨特哲学遗产的过程中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很多人都拒绝承认自己是萨特哲学的继承者。在某些个别例子中,似乎因为萨特早已被唾弃,人们不愿承认萨特对自己的影响。米歇尔·吕巴尔克(MichelRybalka)谈论了法国知识圈的“萨特恐惧症”(Sartrophobia)(DictionnaireSartre36-7)。吕巴尔克解释了是否欣赏萨特是一个政治举动:左派人士欣赏萨特,而右派人士却并不怎么欣赏他。我认为这一“萨特恐惧症”其实也蔓延到了追随萨特的那些哲学家和学者。因为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运动中主体这一概念受到了唾弃,人们更愿意投向海德格尔而不是萨特的怀抱。的确,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他用来指称在世间存在的人的关键词汇)似乎是非个人的(impersonal)。因此对于一种宣称已经摆脱了主体的哲学来说,此在比萨特的自为(沉浸在世间的一个意识)更加适用。但是毫无疑问,萨特的思考在多方面影响了新一代的哲学家的分析,促使他们去反驳他、超越他或者和他一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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