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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首次解密大量苏联绝密档案，全球最具史料价值的毛泽东传★）
3328份苏联绝密档案；
15份毛泽东特别档案；
68幅珍贵历史照片；
揭秘毛泽东与苏联、与斯大林的复杂纠葛与心路历程；
剖析毛泽东作为革命者的激情与权谋；
刻画毛泽东面对爱情与家庭的复杂情感。
本书看点
政治报告（十五卷非常独特的文件）
私人信件
会议记录（毛泽东和斯大林、斯大林和周恩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会谈速记）
病历（苏联医生汇整的毛泽东病历）
秘密报告（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和共产国际特务的秘密报告）
个人资料 （家庭以及第九个小孩在莫斯科出生的证明）
控诉报告
密电（苏联大使馆和KGB特务从一九五○年代末期至一九七○年代初期就中国政治局势呈报的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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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毛泽东传》作者接触了大量苏联解密档案并冲破“美化”与“丑化”的迷雾，为我们揭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者真实的激情与权谋。而他的诗人性格究竟对他的政治生涯有怎样的影响，他又是如何平衡信仰与现实间的矛盾？
《毛泽东传》以翔实的史料（其中多为第一手史料）为依据，评述了毛泽东的一生,立论客观。该书不同于海内外其他毛泽东传记的最大特点是使用了大量俄罗斯档案，进而在毛泽东与共产国际、苏共、苏联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关系方面颇有新说。阐述这种关系也是该书的一个中心内容。
潘佐夫认为，毛泽东的中共领袖地位的确立、他对王明的政治胜利是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才成为可能和现实的；延安整风至少是得到斯大林默认的，如果不是鼓励的话；苏共和斯大林在中共成长壮大和毛泽东的政治崛起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民主主义政纲的提出和有限实施也深受斯大林的影响；建国初期斯大林阻止了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尽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企图；只是在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才得以在中国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毛泽东摆脱苏联及其模式的影响、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努力和其大国抱负，是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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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亚历山大潘佐夫，1955年生于莫斯科，现为历史学博士、美国首都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教授、该校爱德华和玛丽凯瑟琳格霍德讲席主持者。曾在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扬斯敦州立大学
和德保罗大学任教。也曾多次来华讲学和从事研究。著述甚多。著作主要有：《布尔什维克与中国革命（1919——1927）》、《卡尔拉狄克与中国：俄国档案中的未公开文件》、《毛泽东传》、《邓小平：革命人生》。他还是《彭德怀自述》、《毛泽东诗词》和蒋介石的回忆录《苏俄在中国》俄文版的主要译者。
潘佐夫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汉学家。其著作已在十多个国家出版且广受好评。
主要译者
卿文辉，男，1964年生，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法学博士，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成果有：《霸权与安全——美国导弹防御史话》，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俄罗斯史》（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德国史（1918——2008）》（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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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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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目录
第一篇“润泽东方”
第一章菩萨的养子
第二章在新世界的门槛上
第三章“我思，故我在”
第四章空谷足音
第二篇做什么？
第一章红楼之梦
第二章民众的大联合
第三章世界革命的吸引，还是专政的魔力？
第四章“走俄国人的路”
第三篇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第一章布尔什维克策略的启示
第二章加入国民党
第三章希望与失望
第四章与蒋介石周旋
第四篇枪杆子与政权
第一章联合战线的破裂
第二章通往苏维埃之路
第三章井冈山上的红旗
第四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五篇领袖的诞生
第一章在共产国际的羽翼下
第二章激烈的党内斗争
第三章长征
第四章西安事变
注释
下册目录
第六篇“形式与结果”
第一章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
第二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斯大林化
第三章斯大林、毛泽东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四章红色麦加之行
第七篇斯大林对中国政策的影响
第一章在朝鲜的冒险
第二章“新民主主义”的矛盾
第三章社会主义工业化
第四章伟大的转折点
第八篇从斯大林化到毛泽东化
第一章思想解放
第二章“大跃进”
第三章饥荒和恐惧
第四章“海瑞罢官”
第九篇最后十年
第一章“造反有理”
第二章红卫兵的悲剧
第三章“571工程”
第四章孤独
注释
参考文献
专有名词中英文对照表
中英文人名对照表
后记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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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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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937年的上半年，斯大林不懈地致力于一个目标：使共产党和国民党正式建立一个新的统一战线。这自然需要一大笔钱。在设法向中国共产党转移大笔资金的问题上，他一点也不吝啬。就在这一时期，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卷入了共产国际的秘密资金运作。她开始以“苏西夫人”的名义充当共产国际向中共领导人提供大额资金的中间人。比如，1936年11月，在收到毛泽东写给她的一封言及中共的财政困难的信之后，她就帮助共产国际代表通过共产党人潘汉年提供的渠道，汇给中共五万美元。一封日期标明是1936年11月12日、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通知收报人说，已经决定为中共提供价值约55万美元的资金援助。共产国际执委会有意把这笔援助中的第一笔资金15万美元转给在上海的潘汉年，时间是11月底，中间人还是宋庆龄。1937年3月初，莫斯科答应把当年给中共的财政援助增加到160万美元。如果加上中共中央已经收到的两笔分别为15万和五万美元的资金，共产国际在1937年给中共的援助总额已经接近200万美元。
1937年3月10日，斯大林命令季米特洛夫把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召回莫斯科。出于政治原因，后者当时被流放在乌拉尔地区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斯大林认为，蒋经国对蒋介石有一定的影响力，有可能说服蒋介石认识到，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有必要与共产党人建立联系，因此决定把小蒋送还他的父亲。
蒋介石的儿子到乌拉尔也不是偶然的。1925年他到苏联的时候还是个16岁的青年，当时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正在高涨。他开始在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学习，他的化名是尼古拉·弗拉基米尔·叶利扎罗夫。在中国劳动者大学，由于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他的思想转变很快，并加入了共青团。党交给他一些重要的任务，让他加入了中国劳动者大学墙报《红墙》的编辑委员会。1927年4月，他对在上海发动的政变是如此的震惊，以致他在大学的集会上同自己的“刽子手”父亲断绝了关系。他称自己的父亲为“中国反动派的血腥的刽子手”。后来他还说了更多类似的话。蒋经国是首批加入托洛茨基组织的中国大学生之一，他在这一组织中表现非常积极。但是在这一组织于1927年11月被摧毁之后，他同反对派断然决裂了：用他的化名为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的一位同学的话来说，尼古拉·叶利扎罗夫“对我们积极拥戴托洛茨基的活动感到恐惧”。在一些同学的建议下，蒋经国写了一份同托洛茨基主义者决裂的正式声明。1927年底从中国劳动者大学毕业之后，他被安排到了列宁格勒的Н. Г.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科学院。不久之后，他不得不同年轻的妻子、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离婚，他们是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结婚的。离婚的原因很简单：冯元帅也是“血腥的刽子手”。如我们所知，1927年6月，根据与蒋介石达成的协议，冯元帅也破裂了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蒋经国的妻子丝毫不懂政治，也不愿谴责父亲。后来，在1928年5月25日，她同自己的哥哥（顺便说一句，他也曾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冯洪国以及自己的妹妹冯弗发（兄妹俩都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化名分别是索比诺夫和索比诺娃）回到中国。
蒋经国则继续在军事政治科学院学习。1930年，在从军事政治科学院毕业之后，他在莫斯科的狄纳莫工厂当了一段时间的钳工，然后参加了集体化运动。1930年成为联共（布）预备党员，作为当时被党派去加强集体农庄建设的九千名党员中的一份子，他在1931年5月到11月担任莫斯科州科罗温村“十月革命”集体农庄主席。在此之后，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10月他再次去学习，这次是到列宁国际学校读研究生。1932年他被派往乌拉尔，担任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乌拉尔机械制造厂第一机械车间的主任助理。1934年，他在这里认识了一位比他小七岁的金发俄国女郎、共青团员芳娜？瓦哈丽娃。这名姑娘当时是这家工厂的一名车工。1935年初，他们结婚了，当时蒋经国已经是工厂的厂报《重型机械报》的一名副编辑。一年后他们生了第一个小孩埃里克。1937年年初，蒋经国被任命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委组织部副主任。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1937年初春，斯大林想起了他。蒋经国同芳娜一起被召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斯大林会见了他，蒋经国发誓将坚决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1937年3月28日，在返回中国的途中，他给季米特洛夫发了一份电报：“我在途中，谨向您致以最诚挚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您的所有指示都会得到执行。”
但是，在返回中国后不久，他的布尔什维克幻想马上就烟消云散了。斯大林在他身上打错了算盘，就像在他父亲身上打错了算盘一样。叶利扎罗夫不再履行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中国反动派的血腥的刽子手”一下子变成了他所热爱的父亲。他受蒋介石的委托到了江西省，担任国民党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骨肉团聚了，儿子从俄国回来了。离散了12年，现在先辈们可以安心了”。后来，蒋经国在父亲的支持下飞黄腾达，在1975年父亲死后继承了他的职位。
为什么他这么快就背弃了青年时的理想？谁知道呢？或许，他的一名传记作者В. П.加利茨基的说法是对的：尼古拉·叶利扎罗夫对斯大林版的社会主义早就感到失望了，他不过是在利用斯大林指派的任务，趁机逃离俄国。
因此，国共两党的协议并不是由蒋经国的回国所推动的，而是由国内政治局势的恶化所促成的。1937年春，日本加快了其在北平附近的兵力集结，且其驻军离北平只有几公里。这才是蒋介石于三月下旬在杭州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潘汉年进行面对面的谈判的真正原因。双方协定：中共保留对其武装力量的控制，兵员限额为三个师，计四万多人；共产党人将同以往一样控制着他们所盘踞的地区的政府，同时也将接受来自南京的命令。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四月初批准了这个谈判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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