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著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译出。全译本。
br1453年5月，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代表着拜占庭千年帝国的落幕，新兴伊斯兰强权的崛起，更为欧洲、近东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深刻变化，甚至一度被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之一。在长达7周的战役中，双方不论民族、信仰，均表现出惊人的英雄气节与坚韧，荡气回肠，令人动容。英国历史学家斯蒂文朗西曼196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一书，在大量西方同类专著中，结构清晰，考据严谨，文笔典雅，篇幅适中，已成为此领域备受推崇的权威著作之一，累计重印达18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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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国内拜占庭史权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陈志强为本书指导，并推荐作序，在此深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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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作者：斯蒂文 朗西曼（Sir James Cochran Stevenson Runciman CH，1903-2000），英国著名拜占庭史、中世纪史专家。他出生于贵族世家，精通多国语言（英语、拉丁语、希腊语、俄语、保加利亚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亚美尼亚语、叙利亚语、希伯来语、格鲁吉亚语）。自剑桥三一学院毕业后，周游列国，于多所大学任教，尤其在拜占庭历史及十字军史方面颇有造诣。1965年，《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一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迅速成为该领域经典之作，近半世纪以来，备受推崇，至2008年，原版已重印十八次。生动谨严，繁姿庄重，并存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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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译者：马千，高校教师，出于个人喜好，费数年之力，对原书细致考证，对译稿精心打磨。倾注大量心血为本书加入译注，补录最新资料；保持语言自然生动以外，尽力还原了原书雅正庄重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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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战败者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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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及“约翰七世的表现”：
br苏丹穆拉德一世的继承人巴耶济德，也具有希腊血统，不过据说他母亲并非显贵之女，而是个基督教奴隶，名叫Gülchichek（相当于“玫瑰花”之意）。他继承了父亲对华丽之风的爱慕，但其性格火暴，有些自我放纵，对他人不够宽容，对纪律要求也不那么严格。虽然因其行事如风一般迅速而得到了绰号“雷霆”（Yilderm），但他并算不上杰出的指挥官。他的统治继承了父亲开创的大好局面。科索沃战役的胜利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整个巴尔干的主宰。看上去假以时日，巴耶济德必将征服剩余希腊、阿尔巴尼亚人的领土，统治整个半岛。拉扎尔之子斯蒂芬（Stephen）继承了塞尔维亚王位，但作为土耳其藩属，他已不再称国王而是称“专制君主”（Despot），并且，将自己的妹妹玛利亚（Maria）嫁给了苏丹。特尔诺沃（Tirnovo）的保加利亚王国在139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灭亡，一年后，苏丹的军队征服了伯罗奔尼撒，将当地王公变为了藩属。1396年，巴耶济德进一步计划征服君士坦丁堡，不过当他抵达城外时，惊闻已有一支十字军起来反抗他。这支联军受教皇号召，由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Sigismund）率领，包含匈牙利、英格兰、法兰西、苏格兰、波兰、波希米亚、奥地利、意大利等多国士兵。正如其绰号“雷霆”，巴耶济德一世迅速回师，并在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决定性地击败了十字军。西方人的愚蠢相当程度上帮助苏丹获得了胜利。[72]这次大胜使苏丹吞并了保加利亚王国的残余部分（定都维丁），并使多瑙河畔的瓦拉几亚公国向他称臣。在多瑙河前线树立了权威后，他回到君士坦丁堡城外，不过并没有立即再度发起围攻。这部分是因为他听到传言：有一支强大的意大利舰队准备前来援助拜占庭首都。于是，他开始尝试挑唆拜占庭共治皇帝约翰七世反对其叔叔曼努埃尔二世，他的尝试失败了，与拜占庭内乱的传统相较，约翰七世少见地与曼努埃尔交情甚笃。西方的援军确实到了，不过仅仅是布锡考特手下的一支偏师而已。他们守卫君士坦丁堡达一年之久，然而在战场上并无建树。[34]
br目睹西方的所谓支援如此孱弱，巴耶济德立即开始着手策划下一次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他在拜占庭首都海峡对岸的亚洲修建了阿那多卢要塞（Anadolu Hisar，意为小亚细亚堡），并以此作为军事基地。1402年，巴耶济德向拜占庭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皇帝开城投降。此时，曼努埃尔二世正在西方乞援，留守的约翰七世勇敢地对使者回应道：“告诉你家主人，我军固然孱弱，然而笃信真神，上帝会给予我们克敌力量。苏丹欲战欲和，悉听尊便。”[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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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志愿防守者”：
br不过，虽然多国政府对拜占庭的危机无动于衷，这里仍然有挺身而出，为君士坦丁堡奋战到底的勇士。城中威尼斯租界对皇帝提供了全力地支持。在一次君士坦丁十一世、帝国重臣、教皇特使伊斯多尔参加的会议中，威尼斯大使[131]吉罗拉摩米诺托（Girolamo Minotto）做出了如下表态：威尼斯将竭尽全力帮助守城，未经允许，也不会有1艘威尼斯船只离开君士坦丁堡。他同时保证威尼斯政府会派出援军，并亲自去信求援。两位威尼斯船长，加布里特莱维森（Gabriele Trevisano）[132]与阿维索狄多（Alviso Diedo）的舰只刚从黑海归来停泊在金角湾，也自告奋勇加入了拜占庭军队。同时，6艘威尼斯船与3艘克里特船（克里特为威尼斯殖民地）在得到指挥官许可后，也改装为战舰参加了拜占庭舰队—正如特莱维森向皇帝进言所说，这是为了“上帝与基督徒的荣耀”。在这些留守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中也不乏名门之后（例如Cornaro、Mocenigo、Contarini、Venier等家族），其祖辈的伟绩早已载于史册，而关于君士坦丁堡围城战最真实可信的记载则是来源于威尼斯海军医生尼科洛巴尔巴罗（Nicolo Barbaro）的日记。[29]
br威尼斯人与拜占庭同舟共济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的荣誉和自尊不允许在战争爆发时逃离战场。不过这里也有部分热那亚人，对本国政府的绥靖政策[133]深感耻辱，于是自发地招募军队，增援君士坦丁堡。其中著名的人士有毛里西奥卡塔内奥（Maurizio Cattaneo）、格罗尼姆与莱昂纳多迪兰加斯科（Geronimo Leonardo di Langasco，为两兄弟）、保罗（Paolo）、安东尼奥（Antonio）及特罗伊洛（Troilo），他们也并称博基阿尔多（Bocchiardo）[134]三兄弟。1453年1月29日，拜占庭人迎来了热那亚名将，年轻的杰奥瓦尼朱斯提尼亚尼隆哥（Giovanni Giustiniani Longo），此人出身高贵，[135]为君士坦丁堡带来了700名装备精良的士兵（其中400名在热那亚本土招募，300名在希俄斯岛及罗德岛招募）。皇帝对他的到来倍感欣慰，并许诺一旦击败土耳其人，便赠予爱琴海上的利姆诺斯（lemnos）岛作为酬劳。朱斯提尼亚尼被认为在守城战上颇有心得，于是被任命为首都城防总指挥。朱斯提尼亚尼抓紧时间检查了整个君士坦丁堡城防系统，并着力加强了其薄弱部分。虽然威尼斯人素来与热那亚不合，不过在朱斯提尼亚尼人格魅力的感召下，他们也愿意尽释前嫌。在热那亚人的要求下，特莱维森组织人力重新开凿、疏通了护城河。许多佩拉的热那亚居民也自发前来相助，正如其总督（Podestà）记载的那样，人们担心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也意味着佩拉殖民地的末日。[31]
br还有部分战士来自更遥远的国度：加泰罗尼亚租界在其领事佩雷朱里奥（Pèrè Julia）的动员下也组建了一支部队，甚至一些加泰罗尼亚水手也加入其中。[32]卡斯蒂亚王国的志愿者中包括著名贵族唐弗朗西斯科（Don Francisco），他宣称自己具有科穆宁王室血统，因此将拜占庭皇帝视作自己的表亲。[33]在朱斯提尼亚尼的队伍里包括一名德意志工程师（一说为苏格兰人）约翰内斯格兰特（Johannes Grant），他不远万里自日耳曼来到地中海东部（即“黎凡特”）加入了保卫拜占庭的队伍。[34]而自幼在君士坦丁堡长大的奥斯曼流亡王子奥尔汗，连同其整个家族，也表示愿意为守城尽一份绵薄之力。[35]
br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朱斯提尼亚尼或米诺托那般英勇，2月26日夜，6艘克里特船与1艘威尼斯船在彼得罗达万佐（Pietro Davanzo）率领下乘着夜色匆匆逃离君士坦丁堡—船上共搭载700名意大利人。此举不仅有违威尼斯人的誓言，也严重削弱了守方实力。不过此后再也无人效仿它们的榜样。[36]
br至开战前，不计小型舰只及热那亚佩拉殖民地舰队，君士坦丁堡联合舰队共拥有26艘舰只。其中，属于威尼斯的5艘，热那亚5艘，克里特3艘，安科纳、加泰罗尼亚、普罗旺斯各1艘，拜占庭舰只则有10艘。多数为大型风帆战舰而非桨划船。[37]这支舰队的规模无法与土耳其相提并论，而陆上兵力可谓更加悬殊。[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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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译注：希腊火”
br[165] 希腊火，是一种液体燃烧武器，拜占庭人一般多称为海火 （πρ θαλσσιον）、液体火（γρν πρ）等，“希腊火”为阿拉伯人、西欧人的通俗称谓。据说，它最初于668年由叙利亚建筑师、工程师加利尼科斯（Kallinikos）发明并将配方带到君士坦丁堡，在此后800年中成为拜占庭的秘密武器。希腊火的准确配方历来属于最高机密，甚至禁止一切文字记载。利奥皇帝在《战术学》中谈到希腊火的三种用法：近距离手抛希腊火罐，远距离则用投石机发射，此外还有虹吸管“喷火器”。他较详细地讲解了海战中希腊火的作用：海战开始时，首先，向敌人发射装有毒蛇、蜥蜴、蝎子等动物的罐子，造成敌军混乱。随后，向敌人投射生石灰，可产生烟雾，阻碍敌军视线，甚至直接令敌人致盲。接下来，投射装有铁蒺藜的罐子。最后，杀手锏希腊火登场。按利奥的说法，敌舰一旦着火，敌人必四处奔走，忙于救火，这时散布与敌舰上的铁蒺藜就能伤害敌人脚掌，使他们失去行动能力。此外安娜科穆宁娜在《阿莱克修斯传》中亦有所涉及，但语焉不详。据日后专家考证和试验，一般认为其主要成分为蒸馏石油（俗称石脑油，或音译为“拿法”），在制作时混入一定比例的硫黄、沥青、松香、树脂等易燃物质（是否加入硝石目前还存在争论），通过加热而融为易燃液体。它具有以下特点：可在水上燃烧，甚至遇水自燃；海战中拜占庭人一般在船头使用虹吸管喷射这种液体用于点燃敌舰（类似于现代的火焰喷射器），陆战中除虹吸管外，也使用装有希腊火的罐子作为投掷武器；发射时往往伴有巨响及浓烟。它既可以用投石机或人力投掷后再加以点燃，亦可预先点燃后用虹吸管喷出（除军舰用虹吸管外，拜占庭甚至装备了单兵使用的小型喷火筒）。希腊火的特性使它在海战及守城战中能发挥巨大威力，并多次拯救了帝国。例如，678年及718年，拜占庭两度大败阿拉伯围攻君士坦丁堡的舰队。718年的战役中，阿拉伯人共出动2560艘舰只，最终幸存的仅有5艘。941年，拜占庭同样依靠希腊火，击败了基辅罗斯大公伊戈尔的远征舰队。不过希腊火并非火药，它必须借助氧气，仅能速燃，而不能像火药那样，在无氧环境下便可爆燃，因此在火药时代之后，便渐有落伍之虞。根据现有资料记载，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期间希腊火虽仍有装备，但运用不多，个人估计这与帝国财政捉襟见肘，及石油原产地（主要在小亚细亚）落入敌手有关。奥斯曼人入主后，希腊火配方宣告失传。穆斯林人在与拜占庭长期交战过程中也习得了类似武器，他们一般将石脑油盛入容器中纵火抛射，专门使用该武器的部队称naffātūn。阿拉伯人最早在712年印度阿洛（Alor）围城战中使用它，随后于十字军东征期间广泛用于守城作战。无独有偶，类似武器由阿拉伯人经东南亚最终传入我国，称“猛火油”，在宋代有着广泛应用（但依据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相关介绍，阿拉伯、中国的类似武器与希腊火，在配方应该存在些许不同，性能上也会有微妙差异）。关于希腊火的专著，译者首推R. Partington, A History of Greek Fire and Gunpowder,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相关资料亦可参见：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第198-199页。李约瑟：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5: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rt 7: Military Technology. Alexander P.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p. 873. Adrienne Mayor, Greek Fire, Poison Arrows, and Scorpion Bombs: Biological Chemical Warfare in the Ancient World, New York: Overlook TP, 2009. Leo VI, George T. Dennis trans., The Taktika of Leo VI,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2010, p. 529. Anna Komnene, Peter Frankopan ed., E. R. A. Sewter trans., The Alexiad, Penguin Classics, 2009. Alfred W. Crosby, Throwing Fire: Projectile Technology through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editio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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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译注：城墙内外城台”
br[148] 朗西曼先生原文中，将内外城墙间的空地拼写为Parateichion（即内城台），而将外墙与护城河之间的空地拼写为Peribolos（即外城台），并附有插图，此处应有误，与正确的称谓恰好相反。Peribolos一词的希腊原文为περβολο，该词的基本含义相当于“围墙环绕的庭院”。而Parateichion对应的希腊词汇为παρατεχιον，该词基本含义为“向外延伸之物”。从词义看，Peribolos作为内城台显然更加贴切。朗西曼原注中表示，他对君士坦丁堡城墙所用资料，最权威的来源是Alexander Van Millingen所著《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城墙及周边古迹》一书。译者仔细查阅该书后，发现作者也认同外墙外的空地是Parateichion，外墙与内墙间的空地为Peribolos。参见：Alexander Van Millingen, Byzantine Constantinople: The Walls of the City and Adjoining Historical Site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60. Stephan Turnbull在他关于君士坦丁堡城墙的专著中与Alexander Van Millingen观点一致，而与朗西曼提法相反。参见：Stephan Turnbull,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AD 324-1453, London: Osprey Pub, 2004, p. 13.持同样观点的资料还可参见：John Freely, The companion guide to Istanbul and around the Marmara, Woodbridge: Companion Guides, 2000, p. 203. J. F. C. Fuller,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Battle of Lepanto, Cambridge: Da Capo Press, 1987, p. 511. Ernle Bradford, The Sundered Cross: The Story of the Fourth Crusade, Prentice-Hall, 1967, p. 75. 另外，Peribolos一词在古希腊还常常指神庙中围墙环绕的庭院，参见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Peribolos。译者与国内拜占庭专家、南开大学教授陈志强先生就这两个专有名词进行了交流，陈教授也赞同内城台为Peribolos,外城台为Parateichion。个人分析，朗西曼先生出现这一错误，大体是受埃德温皮尔斯著作的影响，参见：Edwin Pea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Greek Empire and the Story of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Turks,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4, p.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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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译注：贝尔格莱德围城战中的勇士”
br[222] 该战役史称“贝尔格莱德之围”（Siege of Belgrade）。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匈雅提就开始准备抵御土耳其的下一步进犯，他一面安排长子匈雅提拉斯洛（Laszlo Hunyadi）率领一支数千人的武装驻守贝尔格莱德城堡，一面四处招兵买马，最终募集到了两至三万人的军队。不过，在他得以集结所有兵力之前，1456年6月29日，穆罕默德二世苏丹已经率大军重重包围了贝尔格莱德。守军苦苦支撑之际，一位宣扬圣战的方济会意大利修士吉奥瓦尼达卡皮斯特拉诺（Giovanni da Capistrano，当时已70高龄，死后被封为圣徒）却成功鼓动了数万装备简陋却士气高昂的农民参战。于是他与匈雅提共同增援贝尔格莱德。1456年7月14日，匈雅提带领他的舰队自多瑙河上抵达被重重包围的城堡。当天他冲破了土耳其水军的阻拦，击沉了3艘大型土耳其军舰，俘获4艘大型战船和20艘小型战船。随着苏丹水师的失利，守军得以通过水路运输援军以及粮食补给。城堡的防线因而得到增强。不过，穆罕默德二世并不想长时间炮火攻击后草草结束这场围攻，因为好几处城墙已经开始损坏严重。7月21日，与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战役类似，穆罕默德二世于日落时发动了一场持续整夜的总攻。土耳其部队冲破了第一层防线，并发动了对主城的攻击。关键的时刻，匈雅提命令士兵投下涂了焦油的木头，以及其他燃烧物，然后再点火进攻。一层火墙马上把已经冲进内城的土耳其士兵和尝试进入上层堡垒的士兵拦腰截断。被火墙围住的土耳其士兵与匈牙利人展开激战，并渐渐落于下风。与此同时，匈牙利人对那些想要冲向内城的部队发起突击。在内城作战的土耳其士兵因此全军覆没；而城外进攻的奥斯曼部队也受到重创。当一个土耳其士兵想要把苏丹的王旗插在碉堡上的时候，一位叫杜戈维奇提图斯（匈牙利语为Dugovics Titusz）的士兵拉住他并一起跳下了城墙，从而避免了当年君士坦丁堡科克波塔门的悲剧。第二天黎明之后，卡皮斯特拉诺的农民十字军进入战场，他们虽然欠缺经验，却不乏勇气，居然跨过萨瓦河，主动发起了对土耳其后方阵地的进攻。城内匈雅提见状也果断出击。里应外合之下，土耳其军猝不及防，被敌军突入营寨。甚至苏丹本人也不得不亲自上阵，杀死了一名骑士，但大腿中箭并失去了知觉。于是土耳其军队不得不迅速撤离，并丢弃了几乎全部辎重和火炮。落败的穆罕默德苏醒后，连夜带着剩余的军队撤退到君士坦丁堡。这场战役保证了中欧免于土耳其进犯几乎七十年，直到1526年土耳其苏莱曼大帝在第一次摩哈赤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了匈牙利人。而为纪念这次胜利，教皇加里斯都三世下令教堂在中午鸣钟，这个习惯在基督教世界一直持续到今天。参见：Kenneth M. Setton,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Vol.2）, Amer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76, pp.16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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