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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说真话，做真诚人 ，要以道德为准绳，敢于并勤于对自己的灵魂开刀，自责自审。
邓老的自然年龄虽已过三十，但事业年龄尚属幼年。他给自己订个“从头学起，争取早立”的计划，学一天，干一天。干到八十岁出头了，照镜子一看，仍没多大起色。得了，就以八十为界吧。八十年拼搏虽未能大立，但总算站起来了。这站的过程也很漫长，把一些零星见闻作点记录，供人茶余酒后消闲解闷，也算一“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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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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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邓友梅，自诩“八十而立”。自小在革命队伍里披风破浪，曾亲身经历了许多著名的战役，如洛阳战役、开封战役，直到百万雄师过大江。邓老1944年参加文工团，开始真正接触文艺，也认识了一个在他生命中重要的人——茹志娟。她给邓友梅带来的，是走上文学之路和重回文学之路的人生两个最重大的转折。这本自述性散文集记录了邓友梅坎坷传奇的人生历程，是他以《烟壶》《画儿韩》《那五》等力作成为红极一时的“京味作家”内心深处坚守的情感，也是他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放眼世界的文化积淀，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虚怀若谷、谦德满怀的老作家一路行走一路自立的风骨与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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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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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友梅，1931年出生于天津，1942年参加八路军，1943年精兵简政奉命复员，在天津流浪，后被“强制连行”到日本做华工。1945年春归国后参加新四军。1950年调北京市文联，从事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1953年进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1955年毕业，为深入生活到基层工作，任支部书记，业余从事小说创作。这期间发表小说《在悬崖上》，引起轰动。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从此停笔20余年。“文革”结束后重新执笔。著有《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追赶队伍的女兵们》《烟壶》《那五》等，曾连续5年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曾任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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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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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忆当年
我的写作生活
60年前入黉门
可悲的小学时
鬼子降服了
开国之日在南京
“强制连行”生活杂忆
重返德山
别愿坚忆当年
阿姐志鹃
第二辑 心香祭故人
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永远的巴金
致苗得雨“谈丁玲的一次讲话”
心香祭故人
端木书房
漫忆汪曾祺
漫说林斤澜
好您哪，宗江大哥
第三辑 大丰大足
巴黎城内的山东大嫂
陶然亭的朋友
漫步意大利
瑞典散记
情寄马六甲
巴黎漫记
从欧洲到美国
杂忆台湾
大丰大足
第四辑 无事忙杂记
无事忙杂记
进入古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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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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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读过4年小学，我读小说是从看张恨水、刘云若的言情小说和《十二金钱镖》等武侠小说开始的。我11岁从出生地天津回到故乡山东。故乡是抗日根据地，在党的抗日救国号召和教育下，我12岁就参军当了交通员。只干了一年就赶上精兵简政，部队发给我家40斤小米几丈粗布，令我复员。并要我尽快离开老家，怕鬼子扫荡抓住我。既是为了我的安全，也是怕我经不住考验。我就到天津投亲，从此流浪在天津街头。碰上街头有打着旗招工的，不讲条件也不要铺保，我见机会难得，求着人家把我收下，谁知拉上船就被送到了日本。干了一年多。美国飞机把日本工厂炸毁了。没活可干，日本人又把我们送回中国，打算叫我们再在他们在中国的矿山上劳动。中国人回到中国后就有办法了，我在几个大工人带领下就逃出工厂参加了新四军。
我在天津流浪时，街头有出租小说的。租一本小说一天才收几分钱。我打零工吃饭，别的娱乐玩不起，只有租书还租得起，就读起了小说。为消遣读书，又没人指导，唯一的选择就是好看。《薛仁贵征东》、《江湖奇侠传》、《红杏出墙记》、《旧巷斜阳》，碰上什么看什么。看着好看就看完，不好看第二天换一本。就这样开始养成了读书报的习惯。
在日本当牛马，见不到中文书报。回国参加新四军后，一开始在连部当通信员，见到书报真是如饥似渴。我当通信员，营长见我爱读书挺高兴，不光表扬我，到团里开会时还专门上宣传科替我找书，日本投降后部队要把一些没机会上学的小同志送进学校去补习文化，营长抢先要了个名额，把我送进了根据地一所中学脱产学习。可我当兵当野了，穿一身军装跟人家老百姓孩子一块坐在课堂里念书，怎么也坐不稳当。碰巧军文工团排戏缺少个演小孩的演员，找了几个孩子面试，人们见我会说国语那时还不叫普通话，脸皮又厚，而且是部队送来代培的，没有军籍问题，一张调令我就成了文工团员。
小孩的戏不多，没戏演时我管小道具、点汽灯，最多的是爬在幕后小声念剧本给台上提词。这样人家演一个戏我等于念了一个剧本，念多了无意中受到了编故事、写对话的熏陶。那时演的戏多半是小歌剧和秧歌戏，于是也学会合辙押韵。解放战争打起来后，文工团开到前线做火线鼓动工作，不能正式搭台演戏了，只能在战场作即兴演出。行军时部队走路我们就站在路边唱歌数快板。看到什么要现编现演。我们新四军文工团许多演员来自上海，成本大套地演戏是专家，可没干过火线鼓动，不会扭秧歌，更不会编快板，我就靠我提词学来的本事试着干。看见从路上走过来的是炊事班，我就打着板儿说：“炊事员真能干，又做菜来又做饭。同志们吃得香又香，又打鬼子又缴枪。”团长一看我比上海来的大演员还编得流利，以后除了点汽灯，还叫我参加编写小节目。有回我数快板叫前线报纸编辑听见了，他说：“喂，你编的这段还不错嘛。把它写下来交给我好吧。”我说：“我会数，叫我写有的字我还写不出来。我说你记行吗?”这样我说他用文字记，他拿回去过两天在报纸上印出来了。那位编辑又拿着花生、柿子来找我说；“这是你那篇快板的稿费。不过这稿子是我替你写成文字的，还给你作了挺大修改，得咱们俩一块吃!”这就是发表的处女作和拿到的第一笔稿费。
解放后，我从部队转业，调到北京文联，在赵树理手下工作。1951年我参加赴朝鲜慰问团的创作组，写了一篇小说，赵树理看了马上拿在《说说唱唱》发表了。不久到了“八一”建军节，赵树理让我再写一篇小说作配合，我赶写出一篇又发表了。从此我就往写小说这行奔了。开头写一篇发一篇，我觉得当作家并不难。只要有生活，再从理论上补充点知识就能闯出路来。于是我就加班猛补文学理论。这才知道写小说首先要注意主题的思想性，考虑作品的教育性；要塑造典型人物，要体现时代精神……我这才知道写小说还这么多说道，于是就按这些规定去写。说来令人伤心，从此写的东西竟写一篇被退一篇，一年多的时间竟一篇小说也没发出去。我这才发现写小说并不那么容易，以前乐观得早了点。
领导人赵树理、王亚平等认为我虽有文学细胞，但文化根底太差。恰好中国作协开办的文学研究所后改讲习所第二期招生，便决定派我去学习。
当时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还是丁玲，这所就是她创办的。丁玲同志访问苏联，蒙斯大林接见，斯大林问她：“中国有没有培养作家的机关学校?”丁玲说没有。斯大林说：“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高尔基文学院吧。”丁玲参观后，才知道这是专门为有生活积累但缺乏正规教育的青年作者们创办的学校。她觉得中国也有一批这样的作者需要补课。回来以后向中央作了汇报。最后是毛泽东主席点头，建立了中央文学研究所。专收参加革命较早、写过不错的文学作品，但没受过正规教育的青年作者。第一期学员有陈登科、马烽、胡正、李若冰等。陈登科最为典型，这时他已发表了《活人塘》，这是可称作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品。但这篇《活人塘》是被汪曾祺在整理退稿时偶然发现的。他看了觉得有意思，就拿给赵树理看，老赵看了认为基础很好，就亲自动手修改，还替他重写了个开头。陈登科的小说虽然写得不错，可他那笔字比天书还难认。不光写得草，还自己创造字。稿子里有好几处的“马”字下边都没有四点。汪曾祺看着那部稿子发愁地吸了半盒烟都猜不出念什么，念“马”吧，没有四个点，前后句子也连接不上，不念“马”应该念什么呢?恰好康濯从他身边经过。他叫康濯猜。康濯看了说：“我猜念‘趴’，马看不见腿不是趴下了吗?”写信问陈登科，他说他创造的这个字就是“趴”。当时文学研究讲习所收的就是这类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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