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将“非暴力”和“直接行动”作为社会变革方法的最为突出的倡导者之一。1948年到1951年间，在美国东海岸的费城继续深造。1963年，马丁?路德?金晋见了肯尼迪总统，要求通过新的民权法，给黑人以平等的权利。1963年8月28日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196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前往孟菲斯市领导工人罢工被人谋杀，年仅39岁。
迈克尔·汉尼（Michael K. Honey），前南方国民权利组织者，是华盛顿大学-塔科马劳工和种族历史和人文科学教授。
大多数人一想到金，脑海中就会出现1963年8月28日他在林肯纪念堂时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模样。在他生日这天，金的光荣的《梦想》（Dream）演说都会在电视和收音机里播放，但其他一些有关他的非常重要的信息却常常被忽略。如果走近一点，仔细观察电视上的图像，我们也许会问，那个戴着白色纸帽子，踌躇满志地站在金后面的那个人是谁？在演讲台上，在众多的听众头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工会会员们，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戴着这样的帽子，上面有罢工标志，有徽章，还写着“公平就业，充分就业”以及“工作与自由”的字样。这样团结的信息被工会成员们通过公共广播系统、包租公车和飞机，广泛地传播开来，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工会会员参与华盛顿大游行。
汽联主席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在主席台上做了“伟大的道德讨伐唤起美国民众去完成未尽的民主工作”的演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SNCC）委员约翰·路易斯Jonh
Louis站出来，呼吁一场有关南方种族关系的革命；黑人妇女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Negro
Women）委员多萝西·海特Dorothy Height和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在主席台上和金站在一起；卧铺车厢搬运工兄弟会联盟（Brotherhood of Sleeping Car Porters
union）前任主席A.菲利普·兰道夫（A.Philip Randolph）称金为“我们国家的道德领袖”。
民权和劳工问题，这两者都是动员的关键。百联65区财务处长和美国黑人劳工委员会（Negro American Labor
Council，NALC）副主席，黑人劳工领袖克利夫兰·罗宾逊（Cleveland
Robinson），和兰道夫一起，曾首次提出以游行示威来对劳联-产联施加压力，以得到更有力的民权政策的支持。金和其它民权领导人一起努力，把他们最初的方案扩展到为就业机会和自由游行示威，希望能够在联邦政府的统治下集中南方此起彼伏的群众运动的力量。罗宾逊担任财务主管，并由他的工会提供办公地点和薪金，以保证活动家贝雅德·拉斯廷（Bayard
Rustin）能够长期地组织华盛顿大游行。
当我在亚特兰大非暴力社会变革中心（Center for Nonviolent Social
Change）研究1992年的劳工和公民权利时，在马丁·路德·金存档区，发现了金为工会做的演讲的一个储藏间。从那以后，我便开始逐个记载白人和黑人劳工在南方建立工会的斗争，并追踪金在孟菲斯白热化斗争中对民权联盟主义（civil
rights
unionism）的支持。同时，我仍然继续回顾这些大型的不为人知的演讲，并试图了解它们所牵涉的背景及意义。在这些文档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金一直努力把劳工运动和民权运动联系到一起，并把这两者同社会改革的广泛成果联系起来。
作为灯塔出版社（Beacon
Press）关于金的遗产系列的一部分,这本演讲集公布了15篇金的有关工会权利和经济公正的演讲（以及一篇非演讲文件），其中有12篇从未以书面形式发表。这篇简介为读者提供了其中的细节和背景。这些文献帮助我们把金在蒙哥马利、奥尔巴尼（Albany）、伯明翰、塞尔玛（Selma）、底特律、芝加哥（Chicago）、纽约和孟菲斯的运动同他为“经济平等”所展开的议事日程联系起来。金所说的“经济平等”，便是保证每个人都能在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个国家里过着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金希望，在未来的世界里，种族主义、贫穷和战争能够只存在于历史的遗迹中。
金的家族转而向黑人教堂求助，并在耶稣社会福音的帮助下摆脱了贫困和整个社会污蔑黑人道德败坏的影响。“我本质上是个牧师，一个浸信会（Baptist
Church）的牧师。”
马丁在1965年解释道，“这就是我和我的传统，因为我也是浸信会牧师的儿子，浸信会牧师的孙子，浸信会牧师的曾孙。”同样的，他也继承了奴隶，佃农，城镇职工和宗教企业家的血统。在这样的血统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面临着政治、经济和种族方面的歧视，这种歧视一直都阻碍他们从事技术性的工作，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机会。
历史学家克莱伯恩·卡森（Clayborne Carson）和斯坦福大学研究与教育学院（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stitute at Stanford
University）有关马丁·路德·金的文件中强调，黑人基督教社会福音要求，所有上帝的孩子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金的外祖父A.D.威廉姆斯和外祖母珍妮（Jennie），还有金的父亲迈克尔·金（Michael
King）和母亲艾伯塔（Alberta）在亚特兰大成立了埃比尼泽浸信会（Ebenezer Baptist
Church）。从一小群教众开始，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大集团，不仅宣扬民权和选举权，还同时照顾教徒的社会福利。
不幸的是，不断开阔的反殖民斗争和解放斗争的视野，以及工会和民权在国内的发展，受到了二战后巨大的红色恐惧的破坏。红色恐惧逐渐侵蚀了民权运动和美国劳工运动的基础，阻止并缩小了在战争影响下不断扩大的视野。也有另一些人主张美国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晚期的反共主义运动中为要求充分的民事权利发挥额外的杠杆作用。金和其他一些人说得对，如果美国想要成为全球自由主义的典范，就必须消除国内的种族隔离。这条评论的力量，以及在北方市区恢复黑人选举权的需求，促使哈里·S.杜鲁门（Harry
S.Truman）总统在美国军队中废止种族隔离，并且为非裔美国人呼吁民事和政治权利。美国最高法院也把这条评论记入了其历史悠久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决策之中，并将推翻种族隔离作为这个国度的一条法律规定。
但是，金也知道，美国工会运动有一个关乎少数民族和妇女的相互矛盾的特点。即使产联给予了黑人工人和妇女希望，但是，前美国劳联中的建筑行业工会（building
trades unions）和铁路工人兄弟会（brotherhoods of railroad
workers）在很大程度上还在排斥或隔离少数民族和妇女工作者。全美劳资关系委员会（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NLRB）并没有要求工会使用其政府部门来禁止歧视。即使是加入了工会组织的产业中的黑人，也会受到本地人的联合排斥，他们被隔离，被迫当学徒，受着白人工人公开的暴力和歧视。据称，即使是不断前进的产联联盟也常把歧视性的工作任务和资历要求罗列在他们的合同里，尽管在他们自己的宪法条款中对平等权利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从1949年开始，工会组织给民权拥护者，比如金，展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局面。一方面，工会取得了可观的合同收益，成为了主要的政治参与者，并为20世纪60年代的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和民权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而另一方面，产联开除了一些在南方的民权斗争中最有影响的活动家，并在“共产主义政党路线”的指示下，查抄了如美国电气、无线电和机械工人工会（the
United Electrical，Radio and Machine Workers Union）等主要工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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